煉穴腫絕筆！

在黃Ｃ眼中，蝗國公安係會無厘頭捉住你打一身然後話：「細路，你知道自己衰乜嘢架喇！」
咁作為受害人的你，在維「命」大於「維權」的大原則下，就只好俾錢通融。
呢個就係黃Ｃ的世界。
而煉腫，就係俾人打咗都唔知自己衰乜，唯有賴三賴四賴人逼害佢。

信報　2016年8月1日
練乙錚
別了《信報》
來不及在我的專欄講的七句話，請大家代我表白：
一、多謝所有關心我的人，包括傳媒、政界和學界的讀者、朋友、同事、同文，以及一些素未謀面的中外人士。不少人替我感到不平，我都心領，但希望大家節怒。我其實不難過，反而感謝《信報》讓我斷斷續續佔用它的版面整整二十五年；我在信報寫評論，是從1991年開始的，到今天剛好四分之一世紀。97之後，特別是在這幾年的氣候裡，報紙還容忍我在專欄裡「大放闕詞」直到上周，想必是有人替我擋了很多風風雨雨，所以儘管今天要封筆了，我還是心懷感激。
二、我讀理科出身，文字工作非我本能，書寫從來都十分吃力，不像莫札特作曲那麼量大質高。近幾年每周兩篇各四千字左右的文章，從構思、查找資料到成文，總得花我五個以上的工作天、每天起碼十三四個小時；遇上要出門遠行，更會事先選好日子，算準在舟車上可拿著平板揮指疾書的小時數，甚至搞清楚了能否在轉機空檔裡用機場的Wi-Fi把稿件送出，然後才訂旅票，所以絕少脫期。如是者多年，著實辛苦，所以，收到《信報》的停筆通知的時候，主要是覺得如釋重負。
三、天下無不散的筵席。2004年我給特府中央政策組辭退，自我流放海外；07年，當時新的《信報》高層力邀我回巢當主筆，我考慮了幾個月，終於答應，但講明只做兩年。2010年初約滿離任，我到日本教學，承諾不定期替《信報》寫專欄。13年初，《信報》高層跟我說，希望我寫多些，我鑑於時局需要，答允了，還辭去日本的教席，專心寫作。同年夏天，《信報》一連串「大地震」，至去年年中，連MD也去職；同時，我也聽到我的專欄也快要抽起的說法。今年三月底，《信報》通知我，因為經營困難，給我的潤筆要一下子減少約六成，專欄則還可以繼續。我與《信報》榮辱與共許多年，對此完全不介意。上周五，總編輯以電郵告訴我：改版停欄。為什麼？四、佔運之後，我同情年輕人，在我的文章裡支持他們提出任何關於2047香港二次前途問題的主張。採取這個態度，連一些朋友也不諒解，其實我的出發點很簡單，就是在年輕人提出激進觀點之時，希望幫助抵擋來自政權的打壓和一些不盡公正的指摘。例如有些新興團體主張港獨，一旦遭到政權對付，危險不會止於失去參選權，更會涉及人身自由與安危。我為此苦思之後，抽象繼承了台灣政治運動裡的「法理台獨」概念，向主張港獨的朋友們提出「法理港獨」之說，即只在一般理解的現行香港法律制約和法治框架下提倡和宣傳港獨。此說所包含的運作空間，在未來三十年裡極可能都夠用，而且那樣提倡比較安全，政權較難找到藉口打壓倡議者、分化社運、分裂社會。我認為為免社運蒙受不必要的損失，不宜提倡港獨，要提倡的話，只能是「法理港獨」。五、「法理港獨」對倡議者比較安全而訊息所含的業力不減，結果只能導致政權更深度不安。介紹和分析這個概念的文章，上星期一在我的《信報》專欄刊出，明顯觸及了政權的一根脆弱底線。六、佔領後期，我向社運界提出「暴力邊沿論」，給暴力設一個不自觸的上限，是同一用意。社運人堅定而和平地逼近、踏進權力的底線，當權者不退讓就只有施暴，從而喪失管治的合法性，種下自身滅亡的種籽。這是一個與公民抗命同理的概念。社運人不可能提倡積極暴力，去盡也只能當政權暴力的積極受害者。今天，民主回歸及和理非非已無法繼續支撐整個社運，需要修正，「法理港獨」與「暴力邊沿論」就是兩條新的紅線，再要踰越必須是另一種情況之下——但願那種情況永遠不會出現！七、我不同意「言論自由已死」的一類說法。自由屬於人的本性需求，外力打壓，僅僅是增加了行使自由的代價；莊子早已對自由的這種本體存在作了充分論述。人性裡的其他正義因素，都是因為摻和了自由，成為了所謂的「氣」，燦爛流溢：「是氣所磅礡，凜冽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位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為之根。」活在暗色黃昏，依然侃侃地講人權、法治、民主這三綱，因為在我們的人性基因裡，自由在不息躁動、吶喊。
二零一六年七月三十一日 於香港
（來稿原文照刊）

所謂「觸及了政權的一根脆弱底線」的「上星期一文章」，就係呢篇，無獨有偶魔術師早已留起，不過上月由於時間問題未能詳細評論，現在正好加兩腳送阿煉腫一程：

信報　2016年7月25日
練乙錚
全城聚焦港獨 雞蛋滲進高牆
梁天琦等一代佔運人參選立會，西環押着特府發功，由選管會出面要求參選人簽署「反獨確認書」，力阻本民前及一眾離心主義問政團體透過取得選票入局。這一招看似凌厲進取，實質上卻是一種守勢：兵臨城下，一股「理應」不成氣候的政治力量已然逼得政權採取前所未有的防禦措施，試圖使出法外（extra legal）手段直接剔除對手。士急馬行田，未嘗不可以止住這一波分離主義攻勢，但是由於手法太卑劣，高牆就算擋得住雞蛋，人心也會逐漸偏向雞蛋那邊；「五十年不變」之後，人們會記得港獨是怎樣煉成的。
法外打壓v法理港獨
香港獨立的主張，不可能在《基本法》生效的情況之下成為事實，這點是無可置疑的；不必勞煩解放軍動武制止，絕大多數重視法治的香港人，也會因為「獨立」在現行體制之下沒有清晰法理基礎而不予支持。反過來說，假若香港像蘇格蘭那樣，有一條合法通往獨立之路的話，搞一次正式的公投，Hexit的支持者絕對不會少；便是各色中華主義人，很多也會認為一個獨立的「中華香港」，優於一個中門大開日漸與「一國」融合的「兩制」。因此，香港今天的「獨」與「不獨」，不賴於情與理，而只繫於一個「法」字。這就是為什麼迄今為止的所有分離主義思想——無論歸英派、歸台派、城邦派、永續派、自決派、獨立派，說法或是直指2047，或是以修改《基本法》為前提——貿然尋求馬上脫離現有框架、今天明天就另起爐灶割地分治的具體主張，根本上不存在。香港眾志的黃之鋒、羅冠聰等人談的是「2047二次前途問題公投」；自決派當中傾向獨立的年輕人如游蕙禎、梁天琦等，強調的是香港人「法律上都有討論2047後香港前途的自由」。由此可見，法理上而言，上述各派的自決言論和分離主義主張，是與擁護現存《基本法》及効忠今天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要求沒有牴觸的【註1】。上述兩種合法的、有清楚界定的先決條件或前提的獨立主張，我們不妨稱之為「法理港獨」。法理港獨除了合法，更重要的是對現政權（包括特區和北京政權）都沒有即時的危害性，因為所主張的獨立行為，都是在2047年及後、或者是《基本法》作了充分修改之後的事，劉兆佳等人指他們危害「國家安全」，無疑是三分顏色上大紅。
當然，適合作為法理港獨先決條件的，不止上述兩個，筆者就曾經指出其他四個，包括：一、「國祚盡時的港獨」：類似清末的各省獨立、聯省自治，或網上說的「支爆港獨」——支那內爆時的港獨（後者太不給北京顏面，不是好叫法）；二、「雙贏港獨」：這裏的先決條件是設計出一種北京也會受益且欣然接受的港獨（那無疑很困難，但政治就是「不可能的藝術」，況且凡人皆理性，遠禍害而趨利益）；三、「研究型港獨」：以嚴格的學術態度正反面研究和論述港獨；四、「『要項違約』之下的港獨」：《基本法》是北京和港人之間的一個契約，北京若在重要事項上違約，整個契約便失效，實踐港獨於是不違法（這是「你不仁、我不義」情況下的港獨，最為不理想）【註2】。綜合而言，與提倡並實踐馬上的、無條件的可能違法的港獨不同，上述六種情況/先決條件底下的港獨，都不違法（或者無法可違）；闡釋乃至鼓吹這六種條件港獨，當然也是合法的。這就是法理港獨的要義。法理港獨的嚴格實踐者如果被當局起訴，打官司一定贏，那是簡單邏輯，除非香港連司法制度也整個給河蟹了。由於法理港獨是合法的，既清晰且文明，當局如果要打壓，用的惟有是骯髒的法外打壓。如果特府透過選管會搞參選確認書，企圖篩走主張法理港獨的參選人的話，就是一種典型的法外打壓了。《基本法》如同所有文明世界的憲法一樣，都包含完備的修改辦法，這意味《基本法》條文不一定是永恒真理，任何原則章節字眼，在某些情況底下都是可以修改的，反對現存的某些部分並提出修改意見，本身並不違法。有些官員（包括林鄭月娥）以為拿「大是大非」為幌子，便可以繞過法治，把一些合法的行為說成非法，那是對法治的粗暴破壞。大家記得，大陸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過程中數不清的反人類暴行，都是在「大是大非」的幌子、棍子之下發生的。
法治就是法治，之下的是與非，哪有聽說過因為官員說是大，便小也變大，說小，便大也變小，非變成是、是變成非的呢？法理港獨很普通、很卑微，不誇張更不囂張，不過是一種合法的言論和行為而已；如果有人因為實踐了而遭受權力打壓，這只能證明權力不義。
有人會問：在香港談法理港獨，不是跟民進黨在台灣搞「法理台獨」一樣嗎？不是的。法理台獨是在符合台灣的中華民國憲法的規條（包括修憲規條）之下進行的台獨，與大陸的憲法必然有牴觸，是一種兩個憲法之間的矛盾，大陸為此而大動肝火甚至大動干戈，雖然是壞事，但從大陸本身的憲法觀點看，起碼還是「講得通」的。但是，上面說的法理港獨，卻完全符合「一國」之下的有關法律（《基本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制定的法律，也是適用於香港的唯一一套中國法律），不是兩套憲法之間的對抗，所包含的、提倡的內容，任何港人都可以反對或支持，不存在權力打壓的空間，如同有人提議修訂「同志平權婚姻法」一樣，儘管有人聽了火冒千丈要口誅筆伐，卻是完全受法律保護的；北京要打壓法理港獨，本身就違反了自己的法律。在這個關鍵之處，法理港獨與法理台獨迥然有異！
港人愛國：實況還是誤解？
為什麼九七之後十多二十年之際，香港出現一股分離主義思潮，起初不少人還認為是微不足道不成氣候的，但沒幾年就表現了強大的生命力，以致當權者不得不冒着公然違反法治的指摘而揮大棍打擊之，欲置之死地而後快？坊間對此有兩個解釋，一個是官方的，一個是傳統泛民的。
官方的最一般公開說法，認為大多數港人是「愛國的」，不穩定因素如分離主義思潮在香港蔓延，是美英等敵國為抑制中國崛起，收買一小撮壞分子誤導大多數不明真相的市民的結果。其真正的、半公開的想法，則與此有一個分別，說的是：大多數港人的「殖民奴性」很重，基本上心底裏不愛國、未回歸，所以外國勢力才有機可乘（按後者思路，香港的人心問題主要不能靠宣傳教育去解決，而必須有其他兩手準備，一是防範於未然，一是在關鍵時刻下重手，違法與動武亦在所不惜）。
傳統泛民的說法，則認為大多數港人在不同程度、某種意義而言都是愛國的，發展到今天的這個田地，乃是三任特區政府多行不義、加上北京愈來愈肆意破壞「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承諾的結果（按這個思路，只要京港統治集團痛改前非，香港還是可以回到愛國正路上的）。
兩個說法都包含若干錯誤的元素。不過，關於港人到底有多「愛國」，北京那真正的、半公開的想法，筆者認為比傳統泛民的估計更接近真實。舉一個新鮮熱辣的事例，或可作為旁徵。
1970年，日中戰爭完結後的第25年，中日之間發生了釣魚台主權衝突，在美歐引起了保衞釣魚台運動，影響了香港，直接帶動了1970-76年之間的以「認中關社」為旗幟的香港學運。這個首先在美歐各國的港、台留學生當中興起的愛國運動，的確有點波瀾壯闊的氣勢，但是論人數比例，整個運動不過是佔了當時當地的華人裏的極少數，儘管它造就了一批真正的愛國者，其中有些今天還在社運的崗位上扮演中流砥柱的角色。筆者記得，當時的一個估計是，參與運動的北美華人留學生和學者，只佔總人數的0.5-1%。
相比，本月12日，中國（就包括台灣罷）幾乎輸掉了整個南海上的主權，350萬平方公里的中國「歷史性海域」頓時成為外國戰艦可以自由巡航的公海，島嶼和礁石周圍的海權忽然消失了99%，損失比釣魚台事件中失去的大不知多少萬倍。當年保釣運動的一個矛頭，直指當時的中華民國外交部長周書楷，駐美大使沈劍虹更成為保釣示威者的眾矢之的。可是，南海仲裁之後，海內外的香港人儘管消息很靈通，有互聯網的關係，知道南海內情的人比當年知道釣魚台的恐怕多得多，但無論運動中人還是一般市民，這次卻絕大多數渾然無覺。對領土領海的態度，應該是不受政黨政治影響的，但這次因文化歷史山川河嶽等最根本因素而愛國的香港人，看來不多。或者，應該有另一種論述。
愛國心力的諧振子模型
自古以來，在香港這片土地上的島民邊民，根本就是對中原發生的事不太有興趣的旁觀者；滿清的統治並不見得對他們很有益，割讓給英國之後，雖然淪為二等人，但在大清統治之下，不是滿族的，不都是二等人嗎？何況英治之下還有各種實際好處。不過，後來的幾件歷史大事，的確增強了香港人的愛國心，這包括抗日戰爭香港淪陷，1949年、62年、70年代幾批大陸人的南來，八九天安門事件，還有零零星星的比較小的事件例如零八京奧、汶川地震等，都帶動了港人的愛國熱情。但是，這些事件的震盪一過去，幾個半衰期之後，影響便歸零，香港人的那份旁觀者愛國感，回復到原來甚低的長期歷史水平。這樣看歷史，當然是用了古典力學裏的「受隨機外力所驅的阻尼諧振子模型」（stochastically driven damped harmonic oscillator model）。
歸根究柢，島民邊民更關心的，好歹是自己的那份生活方式、風俗和宗教信仰。這不僅是原住民、蜑家人如此，便是不少南來人，一兩代之後便急速同化，開始用島民邊民的眼光看自己看北方。這恐怕才是「自然獨」的歷史根源，比一般以為的久遠得多。
在古代，島民邊民的文化經濟不如中原人，對中原的態度尚且如此；到近代（特別是上世紀五十至九十年代），文化經濟發展水平剛好倒過來了，而且差距非常大，那就更不消說。到了這十幾年，香港再次翻轉，這次主要是政治上的；本地人眼看要給落後的中原文化經濟人統治了，反響當然非常大。導致八九愛國震盪的外力衰竭、香港人的愛國感回復到甚低的長期歷史水平之後，逼着與北方融合的外力遽然而至；香港這個以「久遠自然獨」為基調的諧振子於是產生強大的排拒、離心運動，乃是自然不過，北方人卻大惑不解。
從模型的角度看，傳統泛民以個別事件例如八九民運期間百萬人上街推導出的「港人大多數愛國」的論述，很可能包含了一種偏差。那個運動裏的領導固然愛國（應該是屬於保釣那一屆的），但群眾參與的意識和潛意識動機卻未必一致，甚至可能是相反的。至於京港當權派的看法，認為香港人基本上不愛國是對的，卻找錯了主因，沒看到「久遠自然獨」的一面，誇大了英國殖民統治的奴化作用。
大陸「確認書」文化搬到香港
遠的不說，就看佔運以來港台演藝界裏頭發生的事。在香港，何韻詩、黃秋生等，因為同情社運，受到大陸的嚴重打壓，事業受影響。在台灣，周子瑜因「國旗事件」受無情對待；近期更有戴立忍被指為台獨，失去電影合約。那些都是中共瞄準藝人的飯碗，要求他們在政治上就範，低頭効忠「祖國」。本周因立法會選舉而出現的確認要求，則是赤裸裸的政治壓迫，再不需要什麼「賺中國人的錢、還在中國人的背上砍一刀」之類的說法（那到底是一個打壓「理由」），而是要打你就打你。
這些打壓，可能都有一定的阻嚇作用，產生一時的「成績」，但副作用卻往往意想不到。在台灣，大陸對藝人的打壓幫助民進黨在年初雙料選舉中大勝，獲得了完全執政權。在香港，藝人本來並不政治性，他們的粉絲更絕少有什麼仇共傾向，很多卻都因為替自己的偶像感到不平而恨上共產黨、梁振英。這些影響，多少會在9月的選舉中呈現，但更重要的，可能是更厲害地鼓動了港獨思潮。選管會出手「排獨」，不智地「確認」了港獨的廣泛存在。這是中共繼藏、疆、蒙、台之後，要直接用政治權力打壓的第五獨，在祖國的周邊上，自我完成了一整個包圍圈。
練乙錚  特約評論員
註1：香港眾志的網址在：https://www.facebook.com/demosisto/；梁天琦的在https://www.facebook.com/leungtinkei/。
註2：有關的文章可參看：http://www.mingjingnews.com/MIB/blog/blog_contents.aspx?ID=0000032000001657

1. 法理港獨除了合法，更重要的是對現政權（包括特區和北京政權）都沒有即時的危害性，因為所主張的獨立行為，都是在2047年及後、或者是《基本法》作了充分修改之後的事
根據《基本法》，獨立主張就係否定了第一條；而對「五十年不變」的保證，只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和「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有誰說過２０４７年之後《基本法》就不再有效呢？

第一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第五條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

２. 佔運之後，我同情年輕人，在我的文章裡支持他們提出任何關於2047香港二次前途問題的主張。
同情歸同情，煉腫你孭得起「特約評論員」呢個名號，所出言論點都要考慮一下報社的立場。人地俾個地盤你，唔係一句言論自由，就可以將報章版面公器私用，公然為黃Ｃ佔派等社運有青打鑼打鼓，當成係「反革命基地」的。好似何黃Ｃ咁，呢啲唔係叫「同情」，而係自己都參加埋一份，自己被打壓無得好怨，連累報社就係自己的問題；而幾十歲人連自己衰乜都唔知，仲係度怨人，就真係年紀活在狗身上了。
３. 香港眾志的黃之鋒、羅冠聰等人談的是「2047二次前途問題公投」；自決派當中傾向獨立的年輕人如游蕙禎、梁天琦等，強調的是香港人「法律上都有討論2047後香港前途的自由」。...一、「國祚盡時的港獨」...；二、「雙贏港獨」...三、「研究型港獨」...四、「『要項違約』之下的港獨」...與提倡並實踐馬上的、無條件的可能違法的港獨不同，上述六種情況/先決條件底下的港獨，都不違法（或者無法可違）；闡釋乃至鼓吹這六種條件港獨，當然也是合法的。
魔術師明白煉腫你同情「一袋年輕人」的心情，依家「年輕人政黨」多如雨後春筍，煉腫大可良禽擇木而棲，臨老入花叢服游小三的兵役，在參謀部出任軍師智囊。不過最怕襄郎有心，神女無夢，你成浸酸頭巾味自說自話甚麼「六不違法」，提倡甚麼「法理巷蜀」，又監人乃後屈倚天梁和游小三「強調傷港人法律上都有討論2047後香港前途的自由」，最弊人地跟本就唔係咁諗，亦唔會稀罕那些「合法」的巷蜀：要革命就無可能在「法理範圍之內」進行，至於倡議巷蜀的有青是否真的想搞巷蜀，並且有作出犧牲的準備？無人知。不過如果可以做到好似米爆搞手咁，班米豬「自決」搞到一鑊粥之後便「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俠客行》李白）就最好。
４. 我為此苦思之後，抽象繼承了台灣政治運動裡的「法理台獨」概念，向主張港獨的朋友們提出「法理港獨」之說，即只在一般理解的現行香港法律制約和法治框架下提倡和宣傳港獨。
其實甚麼「法理巷蜀」，說穿了就只係打嘴炮。承上文，就算班有青真係打嘴炮，佢地都唔會願意搞「法理巷蜀」，因為一旦落人口實做到出面俾人知道自己在打嘴炮的話，就必定為眾粉絲唾棄，最佳例子就係當年的戴當家：

所以所謂「獨派」，為爭收視率必定愈搞愈激，志在打嘴炮和實際行動之間大打擦邊球游走。你煉腫為咗班有青籌謀，諗埋哂啲Ｘ坑橋慌死佢地跌親咁，人地班有青又點會領你情呢？結果，你煉腫咪盞好似周官人在「以升級來證明升級無用」當晚的「將超熊」一樣，叫班有青唔衝反而被人連阿女都Ｄ埋！
５. 今年三月底，《信報》通知我，因為經營困難，給我的潤筆要一下子減少約六成，專欄則還可以繼續。
咳咳...君子絕交，不出惡言呀吓！
（煉腫兩篇文章洋洋洒洒數千字，魔術師竟然只能綜合到五點來評，此君三幅被之功力，實非一般財演大師所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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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延閱讀：

信報　2016年8月2日
林行止 林行止專欄
香港大氣候人謀不臧 信報小氣候不惜人才
一、
讀練乙錚先生的〈別了《信報》〉（下稱〈別了〉），不無感觸。練教授與《信報》結緣，始於二十五年前（一九九一年），當時他與幾位大學（科大）同事為《信報》合寫一個專欄，筆者對幾位作者認識不深，亦乏交往，只是透過文字而對練氏的識見筆力，十分佩服。九六年初，沈鑒治先生任滿退休在即，筆者向剛開始追隨前輩學習報務筆政的小女在山建議，爭取羅致時任科技大學商學院副院長的練乙錚、出替一再延後退休的沈君。練先生棄教從媒，《信報》向大學成功挖角，在香港算是絕無僅有的先例。
歲月匆匆，四分之一世紀的光陰，練先生在《信報》擔當過幾個不同的角色，包括早期的專欄撰稿人、香港主權回歸前後幾年的總編輯、《信報》股權易手後的主筆和其後的個人專欄作者，無論他的崗位是什麼，其為報社重用則一，那是因為他在政經方面的過人素養和剖析力。他思想周密，下筆審慎嚴謹。他在〈別了〉說自己因為念數學而非傳媒科班出身，因此「書寫從來都十分吃力」，筆者只知道他寫社評的日子，回到報社便足不出辦公室、埋首「緩」書，一寫便是八九小時；經過幾近二十年的歷練後，以為他早已成為「熟手工」，哪知〈別了〉說他每周兩文「總得花我五個以上工作天」，而工作天是每天為張羅稿事起碼工作十三四個小時。一位作者之所以能夠成名，擁有大量的追隨者，確實不會是「無端端」的。
練博士不會盲從建制，卻也不是存心與建制作對的知識分子，那從他在出任本報總編幾年後，欣然應聘到董建華政府的中央政策組工作可見；可惜他就任不兩年便遭解聘，原因不是不能勝任「智囊」的工作，而是因為走上街頭示威而丟官，這是回歸後中國人當權，凡事講求齊心，不留空間與公還公主張、私還私有個人立場的見證。特區政府容人和用人量度顯著收窄，那是香港的大氣候。
「失業」後的練氏，「自我流放海外」（大概期間練氏練成老練的帆船手）；二○○六年本報股權有變，「新班子」擔心有些作者擱筆，未雨綢繆，為填些可能出現的空缺，於是「高層力邀我回巢當主筆」，以後的事，〈別了〉有簡略說明，不贅。練氏當主筆後，報社的人事和言論並無大變動，直至二○一三年梁振英當上行政長官，香港政情急轉直下，至夏季《信報》便出現行家所說的「大地震」（行外人即使知情亦未必關情，但對《信報》而言，確屬滿樓風雨），當時總編輯陳景祥「被調職」，「台柱」游清源被迫「拉隊離場」，編輯部人事一新，但練氏地位巍然不動，○七年還被邀「增產」。面對香港政治的急劇變化，加上「紙媒」的生存空間被擠壓得驚人，要適應這種新環境，不是易事，這也許是導致今年三月底報社通知他「潤筆（稿費也）減六成」的根本原因。當時報社對削減稿酬的說法是「經營困難」！
香港的「大氣候」變了，報社的「小氣候」焉能不受影響，「減薪」之餘，去周五練氏的專欄被叫「暫停」……，總編輯對人事調動、作者去留，有絕對決定權，但是「改版停欄」的決定如此倉卒，對一位在不同崗位服務報社四分一世紀、說得出與《信報》「榮辱與共」的「資深評論家」來說，一通冷漠無聲的電郵便砍斷多年關係，老編無論是出於什麼苦衷、受了什麼壓力，這份輕率的決絕，實在是有辱斯文，未免太失禮了。
二、
面對發生於二○一四年九月底、港人為爭取「雙普選」自發的「佔領中環（雨傘）運動」，時評人莫不全神投入，但即使取態中立、獨立的，只要認同「佔中三子」的確有理有節的主張，便被當權者劃進反對政府陣營，政府決策層由中央委任，上綱上線，反建制便等同反中央！加以行政長官梁振英上任後以敵我矛盾為社會問題定調，又以《厚黑學》的「補鍋法」小事化大的手段處理此事，為這場和平靜坐的活動帶來只見反效果的慘淡收場。「雙普選」固然無聲無息，香港社會的撕裂，至此更難彌補。
在這種背景下，終於孕育、激發出以青年人為主導的「港獨思潮」！
練乙錚同情年輕人，把主張「港獨」引申為「二○四七年香港二次前途問題的主張」，進而推演出「法理港獨」的論述。不必諱言，練氏知道他的看法，是「連一些朋友也（都）不諒解。」筆者可以理解，卻不苟同。老實說，筆者曾經受此困擾甚深，究竟港人要如何守護思想自由、言論自由與維護建制綱紀？這些問題可說長期困擾着筆者。
港人一向守法而北京亦口口聲聲說會貫徹「一『國』兩『制』」，京港既然奉行《基本法》，有人要搞有別於「一國」以外、超出「兩制」範圍的另一政治實體，當然於法不合。有些論者說「港獨」會遭天譴，那是過甚其詞，然而這樣的主張違法和挑戰國家主權，卻是不爭的事實。任何不希望香港大亂招來北京直接干預的港人，充其量只會同情、理解「獨青」的不滿，絕不會認同遑論支持其主張。
寫到這裏，不禁想起何以在英帝治下百餘年，「港獨」從來不是問題（殖民地時期必有主張「港獨」之聲，只是未成為「問題」而已），回歸祖國後反而出「狀況」？北京和其香港代理人實應三思。以筆者之見，「一國」之下「獨青」突起，皆因「兩制」不濟有以致之。香港事務不論大小，北京都要插上一手，「兩制」早已蕩然，港人看在眼裏，不少人心有戚戚然，只因擔心有所失而甘做「沉默大多數」；那些在敵我鬥爭下被定性為「敵」而深感前路茫茫的年輕一代，則起而尋求「港獨之路」，雖然離經叛道，卻是值得同情。然而，同情不等於贊成或支持……。一句話，在《基本法》還「有效」的前提下，別說以行動支持「港獨」，在「理論」推敲研究其可能性可行性亦易生誤導。這是筆者在當前的政治形勢下，深怕香港亂上加亂而不知如何下筆的題課。
筆者理解政府排拒主張港獨者進入建制架構如立法會的原因，但是，在「技術」層面，其突然（行會未討論亦未諮詢港人）規定參選人要簽署非港獨的「確認書」，未簽署「確認書」者固然不被接納，即使簽署了，只要委員會認定其為港獨分子，候選人申請便被拒。這種做法，不僅被法界中人質疑此舉逾越了其法定權責，亦有人指摘其「失序」。這些人是力保香港的法治，並非支持港獨！出於同樣道理，假如筆者仍主持《信報》，見練先生的言論已觸及報社立場的底線，筆者相信那不會成為「解除稿約」的口實，而會通過溝通或撰文條陳以達到《信報》可以容納不同觀點的目的。「港獨」未被證實，是練氏「中伏」的地雷，只是他和坊間議論的猜測，而筆者不在其位，不該說自己如何應付作者的各種狀況，只因日來太多人問筆者，亦是筆者悶在心頭的心結，因此自行解除了原該克制的自我約束。
在前海未成（內地官商紛紛來港買貴樓，前海格局未成，不難想像）、南海紛爭未完未了、南韓不惜開罪北京部署「薩德」以至英國突然叫停中國佔三分之一的軒利角（Hinkley Point）核電站計劃，隱隱然看見中國在外交上處處失利受困的情況。當然，即使情勢可稱惡劣，以中國的強勢，收伏香港仍是舉手之勞；不過，「關門打仔」並不能彰顯國力，更不能馴伏港人，卻會令世界各地出現更多對中國不利的事，甚至影響香港作為對中國有重大實際利益的金融中心地位。筆者認為只要中國切實落實「兩制」，「一國」便可保，換句話說，在這種情形下，港獨問題必會自動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