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次魔術師又做文抄公,引用「飽受讀者愛戴」的人言報李道的文章,來個閱讀報告:
信報 2023年5月16日
李道
如何看待「軟對抗」
國家安全,成為近年熱門詞──所指不限香港,也適用於「新冷戰」思維下的美國等地。「軟對抗」,則僅最近在港興起:或因具體意涵尚未清晰,故此演繹空間頗大,展望未來討論勢將熱上加熱。究竟「軟對抗」的定義若何?香港又應如何看待「軟對抗」?
「軟對抗」的論述發展史
回溯國安法生效後,查「軟對抗」一詞的官方運用,最早見於去年底,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就《施政報告》的致謝議案致詞上指出,香港仍面對不少國家安全風險,所列四點中的首位,就是「危害國家及香港安全的勢力持續以『軟對抗』手法宣揚反中央和特區政府的訊息,並鼓吹『港獨』危害國家安全」;從排位上看,顯見這較其餘三點即本土恐怖主義活動、外部勢力及勾結外部勢力更受重視。
至今年1月中,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於報章撰文,當論及《基本法》23條立法時,在上述基礎為「軟對抗」多添一筆,說「要警惕外部勢力及其在香港的代理人,仍然時刻想利用媒體、文化藝術等『軟對抗』方式,煽動港人對中央及特區政府的仇恨,危害國家安全。」換言之,要打擊軟對抗,不能忽視「黃色文化圈」的煽動作用。
保安局轄下的警務處,在2月中召開的例行年度整體治安情況記者會裏,處長蕭澤頤在沒超出鄧炳強的「軟對抗」範圍下,更具體指「本港整體狀況回復平靜,但不排除本土主義地下化,一些人用『軟對抗』的方式在線上線下做出煽動行為」;及後,他再親自上電台解說,「反中亂港分子仍蠢蠢欲動,他們現時轉為『軟對抗』,包括透過書本、媒體作出煽動行為。」可見,「軟對抗」針對「黃色文化圈」的立場,愈來愈明確。
期間,行政長官李家超3月中訪問北京,在總結行程回答記者提問時也提及『軟對抗』,不過沒有新內容,而保安局4月中在立法會財委會上有關預算案撥款的發言亦然。不過,接下來很快到了重頭戲,這不是指翌日香港首辦的「潑水節」,有人涉嫌針對在場警員和傳媒射水而因「公眾地方行為不檢」被捕,而是有位大人物在4月15日的「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發表了重要演詞。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表示,「現在香港社會看似平靜,實則暗流還在湧動,亂的根源沒有根除,治的基礎還要鞏固,大家需要時刻警惕街頭暴力捲土重來,警惕軟對抗暗中作亂,警惕海外亂港活動倒灌香港,特別是一些反中亂港活動,打着所謂人權、自由、民主、民生的幌子,極具迷惑性,切不可掉以輕心。」港澳辦升格為中央直屬機構後,且逾十年來再有港澳辦主任來港考察,各界自然要側耳傾聽;其中,「軟對抗」成為了這位特地南下的中央官員、於此特別的場合裏所講的三個「警惕」之一。
自此以後,「軟對抗」的使用量急速飆升,許多人都摻一腳蹭熱度大講特講。譬如,圖書館的某些書籍、電影裏的某些設定、以至「黃色經濟圈」的市集等,皆被廣義視為「軟對抗」。
然而,若論這段熱議期間的最權威新說法,乃來自榮休前接受專訪的警務處國安處首位負責人、副處長(國家安全)劉賜蕙。她之與別不同,是終於舉出了「軟對抗」的實際案例,不似早前連月來僅停留在描述層面。例子至少有三:一是前年的七一刺警案,調查發現兇徒寓所藏有很多煽動性報道,心理學家在死因庭作供認為他受此激化成為「孤狼」;二是「羊村繪本案」,她指透過兒童讀物煽動反政府、憎恨執法者,對小孩子的影響和遺害或很長遠;三是接連出現播錯國歌事件,她強調須查明是否有人存心換成跟「港獨」示威有關連的歌曲。
為何必須一一詳列最近「軟對抗」的論述發展史?畢竟,沒有定義就難展開討論,因為大家對此理解實無統一標準。事實上,看過以上內容後,不排除有人驚訝官方對「軟對抗」的定義原來如此狹窄,好像電影和市集便不屬官方所列例子,但同時間,所謂反中央和特區政府的訊息及煽動港人對中央及特區政府的仇恨,可涵蓋的範圍又可演繹得十分寬闊。那麼,因應夏寶龍所指「警惕軟對抗暗中作亂」,特區政府及社會各界應當如何回應?包括宜取廣義抑或狹義的定義?而坊間一大關注焦點是,23條立法須否及怎樣應對「軟對抗」?
紅線愈多愈好還是有效便好
先分享筆者對「軟對抗」的看法──這當然不是權威或官方說法,充其量只是摻一腳蹭熱度的又一股聲音。
所謂「軟對抗」,本來有別於硬對抗,所以才須區別出來;兩者當然同屬對抗,但最大的同中帶異之處,是倘屬已經違法的對抗,則大無必要額外加以「警惕」,反正已有現行制度規管了。所以,相關「軟對抗」之不同硬對抗,當為目前國安法等現行法律尚未涵蓋、奈何不得的,即屬「擦邊球」之類。無怪乎,有說法認為有關方面一再強調「軟對抗」,旨為23條立法鋪路,包括把現時不違法的「軟對抗」刑事化。
弔詭的是,從定義上言,今日之不違法的軟對抗,他日或成為違法的硬對抗,那麼繼續稱之「軟對抗」遲早不合時宜,甚至難免在將來構成混亂。以上有人或嫌過於咬文嚼字,也不是說任何不違法行為他日不能刑事化。不過,譬如毒品的定義,要說服世人白糖比白粉還要害處相等,由於後者早跟毒品掛鈎,前者則毫無相關歷史;故此,命名及分類的些許差異,多少會增加思想改造以至政策制定的難度。退一萬步說,「軟對抗」之謂也給人一個印象,這至少是不硬的、甚或較為溫和,一旦將來刑事化又會否惹來批評:「難道就連軟弱無力的對抗都不容許嗎?都要殺雞用牛刀嗎?」
事實上,若然硬對抗不准,軟對抗又不准,是否意味任何對抗皆要杜絕?以校園為例,學生往往反叛,也有形形色色的對抗;曠課當然不准,上課期間睡覺亦宜喝止,但其餘等而下之的軟對抗,例如發白日夢、不夠尊師重道等,則恐是禁之不絕,難道皆要在校規上一一禁止?又或者,居然要把對抗的光譜加以細化,即在硬對抗和軟對抗以外再發展出一個「可容許」或「難禁止」的「極軟對抗」?
這引伸一個重要課題:國家安全的紅線,究竟要延伸擴展至什麼程度?有謂「沒有最完美,只有更完美」,恐怕紅線覆蓋了所有行為,都不是百分百完美的。當然,較諸內地的國安標準,香港肯定仍大有距離,單是網絡防火牆等已相去甚遠;關鍵是,紅線有必要劃得那麼遠、那麼廣?其實,這跟民選議員未必愈多愈好類同,因不僅有反效果之慮,且也可能無效無用。
區議會正屬一例。最保險的做法,是乾脆一個直選議席不剩,畢竟早期立法會經驗顯示,如果有人存心發難,不用人數太多,小貓幾隻已足夠,即使主持有驅逐權力,也難完全禁止有人搗亂。然則,紅線是否要劃至全委任、全間選?現在建議中的改革,就在進入區議會前設立了三重關卡,既要資格審查,又要地區委員會提名(第三關是選民提名),進入區議會後則有政府派員當主席監管,還有「負面清單」規範具體行為──即使如此,於此有關方面高度重視、大量動員力撐的政制改革,上述安排仍夠釋除國安憂慮了,未有一刀切完全廢除直選議席。
說到底,安心與不安心,點到即止有效便成。又以銀行體系為喻,眾所周知這是信任體系,存戶都相信存款安全,否則很易出現擠提;為了進一步鞏固信心,在設立存款保障制度時,亦無要求100%保障所有存款,似香港上限便僅50萬元;美國近來地區銀行爆發危機,存保也沒上調到100%,背後固然因為「不能」,但也因無必要而「不為」,適可而止。
由低走高 發展「愛國民主」
安心與否確然須要因時制宜。美國在危機下不得不調高存保上限,香港在2019年後要「由亂入治」兼「由治及興」,收緊國安紅線實屬無可厚非。然而,要考慮的因素是:首先,現階段的香港,特別是國安法生效後,國安風險是否受到控制了?這或須時間觀察,包括是否形成了具阻嚇力和教育意味的先例;惟觀察期間,則未必再須一味加藥。其次,所謂「軟對抗」,是否對國安構成威脅了?可能是。但現行法律及規管是否無法應對?似刺警案和繪本案便交司法裁決了,國歌案也有警方循刑事跟進。至於其他法律上未涵蓋的,視乎風險確可堵塞漏洞,但不宜過度超出現時立法比例。展望將來,如果國安風險證實大大降低了,又能否重新鬆綁?所指固然不是廢除國安法,而是重新增加區議會或立法會的直選議席及民主成份等。
事實上,許多人把國安法生效的2020年,視為「50年不變」的中途站分水嶺。此前的香港,民主成份誠不斷提高,由立法會到區議會皆然,甚至還可以普選特首;只是在23條尚未立法、國安風險未受關注的情況下,釀成了2019年的政治風暴。重點是,抵達這個中途站之後的香港,在國安得以有效保障的基礎上,又能否再次增加民主成份,即發展平衡兼顧愛國與民主的「香港特色愛國民主制度」?應有底氣相信可以趨利避害。所謂避害,即在「愛國者治港」下不構成國安威脅;至於趨利,一來爭取改善國際觀感,二來也可回應香港民情,三來內地亦在推動黨內民主。
值得留意是,現在區議會及立法會訂下一個低基數,包括區議會於二元意味的雙議席單票制下,僅近乎最低程度地容許直選議員,假如日後直選議席得以增加,增幅必然十分顯著,亦有先苦後甜之效,絕對是迎接2047年的最佳發展。現在,香港的民主程度無疑處於回歸後的低點,這其實為往後的重新上升提供條件──道理跟國安風險由最高降至最低類同,只要把握其中就可化危為機。況且,《基本法》訂出了兩個普選目標,透過「愛國民主」朝此目標邁進,實為必由之路。昔日是愛國太少,現在是民主太少;當制度設計有了保障,兩者並行不悖之後絕對可以並駕齊驅。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防微杜漸確然無錯。不過,只要措施足以防治火災,就無須祭出禁火令、禁灶令之類,何況禁閃電令注定徒勞無功,甚至因構成現實的不便而適得其反。
或許,遊行是種「軟對抗」,亦是一個集氣的平台,經歷2019年後加入戴手帶、掛頸牌無疑有助管理;而同時,遊行既是《基本法》所保障的合法行為,也是一個消氣的平台,當國安威脅基本解除後,日後就有條件解除新增規限,繼而與其他地方的遊行管理看齊。當然,表達意見不止遊行一個方式,因此有關方面必須增闢及優化申訴渠道,為社會設置更多及更有效的消氣平台,怨氣跟洪水一樣能疏不能堵。
「攻城為下,攻心為上」,國安同樣重在「攻心」,治本地把怨氣消減。有曰,有人對「港獨」死心不息,所以才有「軟對抗」;由此推演,只要令人完全死心便成,而事實亦如是。由播錯國歌,到以身刺警、以文載「獨」的風險是否尚存?或有迭創新招的可能,但舊招似已死心九成,至少再沒效尤出現。
至於更高層次的「攻心」,乃令市民安居樂業。即如回歸前、沒民主的香港之所以令某些人嚮往,除因戀殖及政治宣傳,亦因百姓生活水平確有提升。為何中國沒如西方所設想般,民主訴求隨着經濟發展而增加?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令國家及人民富強起來。捉到老鼠就是好貓,要贏取功利的香港人的心,「愛國者治港更好」的論述,肯定比「沒對抗沒民主更好」的重要,要贏人先要贏自己也。如此,香港才可根本地長治久安,「一國兩制」行穩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