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友郭靖在《新聞雜評（四百三十一）》留言提及人言報李道都有講垃圾徵費。既然魔術師都有好一輪無評論過李道，咁說相請不如偶遇了：
信報 2024年4月16日
李道 道之道
要談談垃圾徵費的原則
垃圾徵費爭議，究竟是好事多磨，抑或在負隅頑抗？對此，筆者通常一句回應：「為何日本、台灣等地可以，香港就不可以？」
日本可以 香港不可？
也許基於環保光環，政策大方向並沒多少人反對；坊間最大質疑，乃在執行層面出現許多難題。例如：為了節省金錢不買指定垃圾袋，市民不單會轉為棄置垃圾於街上甚而郊野公園，造成環境污染，又或把湯渣餸尾沖入廁所，導致渠道淤塞；由清潔工到物業管理員工，亦不排除跟住戶就垃圾棄置問題產生摩擦，因相關前線人員多少要「包底」，食環署垃圾站也可能拒收不及格的垃圾袋；更有甚者，乃目前香港零售餐飲市道未如理想，垃圾徵費無可避免會增加經營成本，甚而成為壓死業界的最後一根稻草。
然而，還是那一句：「為何日本、台灣等地可以，香港就不可以？」上述種種情況，縱不排除當地亦有個別存在，譬如真箇有人把垃圾倒入馬桶，但眾所周知，這並未淪為海外普遍現象。毫無疑問，某些舶來政策的確存在水土不服問題，好像共享單車，基於香港城市規劃及道路設計，即使掀過一時潮流，惟今日熱情已見冷卻。不過，同為東亞地區，發展程度亦同樣地高，為何日本、台灣街道上垃圾箱那麼少，卻不見得滿地垃圾？至少非遊客區沒此現象。甚至乎，日本每星期按日子回收分類的要求，眾所周知較香港嚴苛得多，當地人卻又習以為常、毫無怨言。難道純粹因為兩地的公德以至「大我」意識更強，這是香港人無法學習仿效的嗎？
法律重在改變行為思想
其實，法律不為懲罰違者，而在引導大家改善不良行為與思想；當中，能否執法固然重要，但任何法規都不可能零死角、全方位、無漏洞監控，關鍵乃在人們是否自覺守法、自律遵從。外在的Law，約束效果絕對不及內在的Norm。
簡單一例：殺人是違法的，但社會上有否足夠的警力或監控，去確保每個角落不致有人被殺？那麼，又應否基於「執行困難，難以監管」，相關謀殺法例就可以不設了？反過來說，誰又覺得訂立謀殺罪後，世上從此杜絕謀殺案了？只要確保絕大多數人擺脫叢林法則，毋須像草原鹿般終日擔驚受怕便成。所謂「因為執法困難，所以不宜立法」，這套因果關係實經不起考驗。退一步言，有些時候，一些法律確然有等於無，但就主要見諸極落後兼接近無政府的社會；香港某些法律也因執行力弱而偶有違法情況出現，好像亂過馬路、違例泊車等就時有所見，但整體地言，這個高度發展、民智成熟的地方，交通秩序始終站於世界前列。
香港近年最成功引入的新法規，乃是禁止醉駕和藥駕，這個例子正好作為上述例證。一方面，先要再問一句：難道街上的交通警察，足夠查證成千上萬熙來攘往的車輛都符合法規？抽查之所以出現，正因執法不能百分百滴水不漏，故退而求其次藉此阻嚇警惕司機不要心存僥幸。另方面，乃醉駕、藥駕的危害廣為人知，其害己害人市民深惡痛絕，所以即使抽查不多市民也不會造次；簡言之，不是為了守法而不醉不藥，而是基於認同要打擊不良而自願為之。在車水馬龍的高速公路上，橫過馬路及違例泊車的人到底不多，同樣因為認同做法不妥。
垃圾徵費的正當性
回到垃圾徵費爭議。這個措施之所以備受質疑，其實不單限於難以執法，更多正在於公眾並不支持相關做法，不認同垃圾徵費有利環保或減少垃圾。
當中，不少人覺得，家中每天必然產生垃圾，過程屬於「剛性」，跟殺人或醉駕藥駕之類有本質分別，繼而覺得垃圾徵費根本多餘。也莫說，措施擾民之餘，還要市民掏出荷包，在此無利兼有弊的雙重夾擊下，政策不獲支持實在不難理解。
又來一個老問題：「為何日本、台灣等地可以，香港就不可以？」公眾是否肯定政策，正是一大分別。
首先，民主與否固然是個重點，不是說民主國家的人民必然支持政府措施，但至少反對力度沒那麼猛，畢竟相關代議士及管治者是自己選出來的，其立法正當性有更大背書──此為民主的一大優勢。多年以來，反對政府政策已屬不少香港市民一種條件反射；就連一些本來廣受支持的意見變為政策，也恐面對今是昨非的反對聲音，考慮到垃圾徵費的立法過程並非「由下而上」，政策推行前沒有民調認證民意，「由上而下」地強制移風易俗還要求別人付鈔，難度之大絕對不問可知，尤其由基層到商戶的社會各界均為徵費對象，不論民粹勢力抑或既得利益階層均難支持──或許唯獨熱中環保者例外。
其二，垃圾徵費的正當性，還在於其他地方真心實意覺得有益環保，是故打從心底願意配合；否則，似日本的回收工作如斯擾民，民眾亦不會耗費心力配合到底。
事實上，許多垃圾既是「剛性」產生，可是不少垃圾亦可盡量減少。譬如，減少使用即棄餐具便屬其一，少個飯盒（自備飯盒）已可少用一個垃圾袋了，又如減少網上消費，或光顧不會過度包裝的亦然，而最重要的肯定是減少不必要的消費，以免淪為浪費，同時又增垃圾及垃圾處理費用……
政府過往宣傳，大概有點左右為難，一來或擔心打擊食肆生意，二來又恐針對網上平台，三來更恐促成「低慾望社會」，凡此種種都難免損及消費市道，不好明言。然而，「慾望」分開好多種，多着力推動服務型、體驗式的消費發展，譬如文化、體育、娛樂等活動，也是一個可行方向，並有利一併推動香港消費市場的轉型升級。消費市場，不等同消費品市場。由商場到其他消閒活動，大趨勢都是走向服務性，再非商品化。
其三，執行及執法容不容易，是否存在重大漏洞，相關問題歸根究柢需要克服，只是沒那麼凌駕性而已。所以，政府以先行先試方式，找出垃圾徵費流程的漏洞或反效果，並且採取對應手法盡量處理好，實為一個適切做法。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也。」逆向思考就是執法不嚴、法治落後的地方，到底容易引人犯罪，外在監管不力之時就不得不完全諸訴內在約束。反過來，內在約束亦宜與外在監管相輔相成，相得益彰。跟設立「紅隊」扮演批判和反對的角色相似，先行先試的先頭部隊亦須是其是、非其非，真真正正發掘執行問題，不能唯唯諾諾只懂讚好；否則，到全港實施後才出現狀況，就達不到試行的事前補漏、確保萬全的效果。
其四，如果一切順利，初實施時尚要嚴正執法，嚴打違規行為，即使引入寬限期，也必須點出來加以糾正。商鞅變法裏的徙木立信典故，大家相信耳熟能詳；任何法律的引入，必須雷厲風行，甚至殺一儆百，否則任何規範都恐淪為一紙空文。《香港國安法》第一日實施，便有人懷疑以身試法；如果當時沒有嚴格執法，這條新法規就未必成功收效。
走出環保的囚徒困境
但是，垃圾徵費的政策設計乃是寓禁於徵，屬於懲罰性質，觀感始終不好；有見及此，同一時間，又能否多循獎勵方面入手，從而誘導社會步向減廢？似電費般，既有累進制度，即用量愈多則價格愈貴，亦有節能回扣，從而獎勵低用電量戶。當局好應研究可行辦法，實現「蘿蔔加大棒」的賞罰兼備制度，抵消及對沖垃圾徵費的負面影響──其實「垃圾徵費」的命名，本來就易惹人抗拒，何不取個較正面或中性的名字嗎？
最後，社會各界包括媒體，亦要一起推動措施落地。始終，誰又反對減廢？這非道德綁架，而是應有之義。
倘如是，輿論的應有風向，就應該是怎樣做好事情，而非希望德政推倒。例如，何不多向市民分享減廢妙法，譬如減少購買即棄用具和快速時裝等？倒逼市場減廢，包括敦促送貨時避免使用一次性編織袋之類的過度包裝，亦可善用筆桿子力量──其實，日本的外賣市場，亦早流行可再用的外賣箱送餐方式。當然，政府宣傳時針對打擊浪費式消費，而非一味介紹垃圾徵費怎樣收費，亦是必不可少。
還是那一句：「為何日本、台灣等地可以，香港就不可以？」唯有全民齊心配合，而非自陷囚徒困境，才可水到渠成──畢竟，環保本身亦要走出囚徒困境，微觀個人的不合作，最終只會禍及宏觀所有人，唯有彼此合作才可令每個人得益。媒體選擇多踩一腳，美其名是順應民意，實際卻是被民粹牽着走，沒發揮好公道公允地是其是、非其非的天職──何必一起葬送德政、犧牲環保？
疫下口罩令便為一例，肯定有個別人士不戴，執法單位也肯定無法逐一確保人人有戴。不過，只要絕大多數人戴上，就會形成一種社會風氣，從而發揮政策效果。
「香港一定得」，垃圾徵費正正齊心就事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