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的平方（２０１６）

唔好以為六四講咗廿幾年就已經無嘢好講，最近最爆的當然就係「龜公鴇母論」喇！

六四悼念分歧　樹仁編委批支聯會鴇母再罵龜公　李卓人望殊途同歸

發佈日期： 2016-05-28 14:12 最後更新日期： 2016-05-29 03:28 撰文： 余秋婷

支聯會與各大學生會在六四事件的分歧白熱化，樹仁學生會編委會總編輯吳桂龍日前在編委專頁，撰文攻擊支聯會為妓院鴇母、「少女受虐的邪壇」後，今午更接受有「國師」之名的本土派學者陳雲指導，加重筆伐以「鴇母龜公」形容支聯會。支聯會秘書李卓人指兩代若難以合作，可各自各精彩，望殊途同歸。

吳桂龍本周四在專頁發表題為《寫在六四前夕——五雷碎邪壇，中大、尖東斬情花》一文，內文提到「支聯會，就是被施暴遭厄後，成為妓院的鴇母，職志就是要誘拐少女受污，上貢暴徒土匪，期望他滿足獸欲後，浪子回頭，施恩賞賜、寵幸一番。從此，少女被加上愛國枷鎖，迫着承認中共屠夫政權，支聯會的維園六四晚會，就是乞求平反的無力心態。上貢少女受虐的邪壇。」

吳指中大和尖東的六四集會，是近年針對支聯會之弊，而另起爐灶的六四集會場地，但去無妨，並說「鄰近地區是否平反之事，日後再議。但今年，六四當晚斬情花，五雷轟頂碎邪壇。」

鴇母之論引起個別網民批評，他在今日凌晨另發一文《寫在六四前夕——六四悼念，悼念死者，悼念九七》，再批支聯會每年行禮如儀，紀念完被暴政辜負的死難者後，依然幻想中共浪子回頭，將自己的命運交託屠夫手上，斥支聯會無力，建議另闢蹊徑，將思想中國未來的精力放回香港。

修訂批評字眼加「龜公」

他在中下午1時發出新帖，但不是撤回鴇母之言，而是稱受陳雲指正，「單單指斥支聯會為鴇母，略有不妥」，因此修訂原文「成為妓院的鴇母」一句，變成「成為妓院的鴇母龜公」。

支聯會指尊重群眾意願　非行禮如儀

同屬年輕一代的支聯會常委趙恩來指理解社會上有不少本土訴求，但強調支聯會成立目的是支援中國民主運動，亦與內地維權人士緊密聯繫，不能將其變成只關注香港事務組織。他不同意六四集會是行禮如儀，因集會是群眾活動，要尊重群眾意願，他指過往亦試過以較新的形式如話劇等去表達，但群眾的回應並不理想，所以維持現時的各種儀式。

對於六四事件成兩代之爭，支聯會秘書李卓人認為要跨世代抗爭，不應分兩代，但若果暫時未能合作，亦可各自各精彩，期望將來殊途同歸。他又指年青一代有意另闢溪徑，都可以一同討論，但不應推翻上一代付出的努力。

89民運領袖王丹在其Facebook轉載相關報道，感慨「真令人搖頭」，「道不同不相為謀，何必出此惡言？這跟中共五毛的水平已經不相上下了，為何如此？！」他說希望大部份香港年輕人不要這樣。他強調沒有要求他們支持支聯會，只是希望不要用人身攻擊的方式討論問題。

魔術師近年對所謂大學生的不屑首先係來自鄉大情色版事件；再由戲子學院畢業禮集體向６８９抗爭，露股者有之，豎中指者亦有之傳承下去；再到「縮骨遮革命」周官人手揈揈以「選擇性守法」去「完善返個法治」、「以升級來證明升級無用」的高潮；然後又有零星落索的畢業禮打黃傘事件，再到現在的「笨土講毒論」、「龜公鴇母論」...問題不在於其論述係幾咁白痴同錯漏百出，而係其集體行動，甚至以學生會名義搞埋啲柒嘢。跟個體戶言論不同，學生會是代表所有同學的「認可組織」，是經民主程序各院校一人一票真普選產生，其他同學就算不同意，但在民主制度之下被代表了也只有心甘命抵，所以學生會的行為就更要謹言慎行才對。

但係而家事實並唔係咁樣，各大專院校的學生會似乎都係以「獲正當授權」為名，專門做惹人厭嘅事情：社會（在學生眼中的建制、既得行益者）愈睇唔過眼的言行，佢地就愈要做，基本上係做出來故意乞人憎的，已不是一句「年少輕狂」可以蒙混過去，其實是「軟性革命」：魔術師所謂的「軟性革命」，一向是指對政權的「革命」；但現在班有為青年的「軟性革命」，指向的卻是「成年人社會」。

魔術師雖然不是支亂會的粉絲，但對此等以組織名義發的公開言論，實在不敢恭維。問題不是政治取向，而係「學生」那股一旦不是「同路人」，便沒情講無面俾直接unfriend的狠勁。

呢種反轉豬肚嘅做人態度基本上在呢個世界係行唔通嘅，山水有相逢，以咁嘅態度做人，以後想搵人合作就真係難過登天；而更可惡的當然就係護航者例如煉穴腫、王ｏｎ９之流，在旁煽風點火。

當然，（成年人）社會又唔會俾班有青為所欲為，大發謬論而毫不反抗的。（成年人）社會對年青人的「抗爭」就係所謂的「下流社會」，青年人難以向上流動：當你愈發得多膠論，仲要懶得戚以為自己好叻鬧到人無法反駁之時，社會已經唔聲唔聲咁將你地嘅機會「充公沒收」...

就好似電影《破天慌（The Happening）》咁。

（又，「支聯會常委趙恩來」＝趙子羊＋周欣來？好霸氣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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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解六四晚會年青人各自搞？(二) 2016/05/29 15:56

點點燭光，過去26年的六月四日，依然照亮著維園，但近年由支聯會舉辦的六四悼念晚會，引起不少爭議。有人批評晚會過分形式化，還有大專院校的學生另起爐灶，在大學校園舉辦論壇。有市民覺得，多些人用不同形式悼念，並無不妥，亦有人堅持在維園悼念六四。 

今集主持：盧覺麟、曾美華，及嘉賓：支聯會青年組成員蔡佳洋、支聯會秘書李卓人、中大學生會會長周竪峰，討論「點解六四晚會年青人各自搞？」。

阿周竪瘋都係貫徹一貫笨土偉論，大罵李作人行禮如儀，又開口埋口「陳雲老師」，呢樣嗰樣「想像」咁。最神奇的就係周仔話「殺人政權不可信」，繼而狂插支亂會的「建設民主中國」係同「建設民主傷港」係無關係的：咁潛台詞其實又即係港獨，只不過又不去明言而已。

既然呢班咁嘅有青成日話傷港有「言論自由」（起碼傷港在未獨立之前依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起碼都係受殺人政櫂頒布下來的法例所保障，但係又對殺人政權恨之入骨。周仔將來建國後有無民主，可唔可信就真係未知之數，不過以佢恥笑支亂會青年團條傻仔話「乜你以為傷港人仲停留係一人一票選特首，廢除功能組別」的態度，魔術師恐怕呢班友上場之後都係另一班獨裁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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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　2016年5月31日
文偉恩
六四反映年輕一代的……
任何一件歷史事件，都會因時代背景的轉變，在當代人的思潮中得到不同的回應，六四事件正是一例。
27年前，當大部分港人，尤其不論親中派還是民主派，都盯着電視追看遠在北京的新聞畫面，近30萬人參與跑馬地舉行的「民主歌聲獻中華」（或許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音樂會）；到5月下旬短短10天內先後有兩次分別超過100萬人和150萬人的遊行，聲援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這個肯定是香港史上最大規模的社會運動）……怎會想到今天有港人認為六四事件事不關己；或許這樣看，當今天很多曾參與雨傘運動、曾經嘗試以公民抗命的方式爭取民主的香港年輕人，怎會認為1989年同樣有數以萬計的中國學生，以公民抗命的方式爭取民主，最後還犧牲不少性命的六四事件是不值得紀念？
去中國化思潮
不過，事情就是這樣發生了。11個學生會決定今年不參與支聯會在維園舉辦的燭光集會，另起爐灶在中大舉辦六四論壇。近日由他們發出的聲明及個別學生會會長的言論，或許令不少人費解和憤怒，但從中至少探究出他們背後的原因，就是年輕一代的去中國化思潮和失敗主義的情緒。
11個學生會在聯校六四論壇宣言中明言「基於對支聯會六四晚會形式僵化、中國人身份認同及『建設民主中國』綱領之不滿，大專學界一致決定不出席支聯會六四晚會。」其中對「建設民主中國」綱領不滿這個理由應可視為最主要原因，因為宣言在後半部分特別提出「六四」給他們的其中一個啟示，是「建設民主中國之夢想實難於登天」；又說「建設民主中國之夢想，絕非港人妄加一腳即可成就之事。」
此論一出，不少人都反問：「我要真普選跟現在炒得熱烘烘的自決和港獨，同樣都難於登天，難道都要放棄嗎？」在筆者看來，這幾個主張的難度可能不同，但都已經屬於「登天級」。相信年輕一代不會無視這個事實，然而，為何在難度相若的情況下，寧願放棄建設民主中國而擁護自決或港獨呢？
以中國和香港的情況為例，相信多數人會同意，從因果關係論，若然中國有真民主，難道香港會沒有真普選？再參考其他已經有民主而又有地方搞獨立的國家，如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和英國的蘇格蘭，在有民主的情況下搞獨立已經不容易，遑論要在一個專制且視大一統為命根的中國搞獨立？如此捨易取難，無非因為他們要去中國化，任何主張只要能與中國切割，他們就會支持；相反，任何主張如果與中國有關，或該主張是與中國和香港都息息相關，甚至是對中國好同時會連帶香港好的，他們都會反對。
失敗主義情緒
所謂失敗主義，是認為事情注定失敗而放棄一切行動。對他們來說，悼念「六四」的集會已舉行26年，中共還是不動如山，民主在中國仍然不見蹤影，認為再悼念「六四」都是無用的，燭光集會只是行禮如儀，故此覺得悼念「六四」應該有個完結。
一件事「有用」或「無用」，視乎做事的目的和效果，可以有很多把尺去量度。悼念本身沒有多大的積極作用，燭光集會（包括支聯會）在過去26年（可能在未來多少年亦然）也尚未能實現其平反「六四」、結束一黨專政和建設民主中國等主張。若如是看，悼念「六四」和燭光集會的確很「無用」。
不過，悼念「六四」和燭光集會之「用」，似乎不止於推動現實政治的改革或轉變，還有建構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延續和鞏固民主和自由等信念，以及給中共政權在背上插一根芒刺，所以有不少論者反而認為，要是「真香港人」、要是爭取民主和自由、要是反中共的，便更要悼念「六四」和參加燭光集會。
雨傘運動之後，去中國化思潮和失敗主義的情緒在年輕一代中蔓延，他們亟欲跟中國切割，放棄很多人都仍然堅持的主張和方法；但同時也失去遠見和耐性，變得狹隘和急躁。對比一下，美國人會不會說因為我們不是某某國家或種族的人，所以對那地的民主進程沒有責任？如果會，美國就不會以「輸出民主」為重要國策（雖然當中包含美國人自私的利益考慮），甚至不惜以武力推翻別國政權來建立民主政體了。
今天香港的年輕一代自言不是中國人，中國的事便與其無關，無責任為中國爭取民主；或曰爭取民主太難，連香港都未爭到，就不應兼顧中國的民主發展了，云云。這樣「小我」的態度，怎會不教人惋惜？
至於他們批評支聯會六四晚會形式僵化，說穿了不過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事實上，每年「六四」，支聯會的紀念活動有動（如長跑、放風箏和遊行）有靜（如專題講座、聯署廣告和燭光集會），形式多樣。今年學生會另起爐灶，搞的只是論壇，跟每年燭光集會前支聯會都會辦的座談會，又有何突破和創新？

魔術師對「失敗主義」理解很簡單：就連「縮骨遮革命」都失敗了，就倒不如走去「想像」港獨，其實即係打機過唔到關，又無攻略，於是唯有唔玩，仲叫其他人唔好玩，不如「想像」下打爆機的畫面，發晦氣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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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延閱讀：

十二萬五千人參與悼念六四晚會 更新：2016/06/05 00:11

六四事件二十七周年，支聯會指有十二萬五千人參加在維園舉行的燭光晚會，有反對繼續用這種方式悼念的人，一度衝上台「搶咪」，警方帶走一名男子。 

用點點燭光照亮維園，悼念「那年那夕」，已經來到第二十七年。有人指，這種悼念應該劃上句號，台上再看不見學聯，及十二間大專院校學生會的蹤影。 

台下一個個拒絕忘記的眼神，仍然鋪滿一個又一個的足球場。

大專院校學生會分別悼念六四 更新：2016/06/05 00:09

十二間大專院校學生會，不出席支聯會的六四晚會，分別在港大及中大舉行論壇，共有約二千四百人出席。港大學生會指出，六四不應只是每年一次點起燭光，又指新世代主張港人自決，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港大校園沒有燭光，參與人士以默哀，遙祭六四死難者。港大學生會指，這一分鐘同樣是為港人的未來而默哀。論壇主題是探討香港前途問題，學生會會長孫曉嵐宣讀宣言時表示，悼念六四不應淪為只是供集體宣洩情感的平台。 

有參與人士指希望透過論壇，能引發新思維。另外十一個大專團體，則在中大舉行論壇，坐滿一千四百人的講堂。

信報　2016年6月2日
練乙錚
六四：我的大中華獨白
臨生之物與母體離裂，陣痛乃必然事；而且，自然之道把痛楚都判予母體，破腹而出的，卻大都完好無損。此道看似不公，但後設思考卻指出兩個理由：母體有更能經受痛感的能力，而臨生之物少痛無痛，才能順利生出並有餘力應付新環境的挑戰。於人於世，例外少不免，但這個說法大體上也成立。
分娩、婚嫁，痛的苦的都是父母居多；社會上的新舊思潮更替，也有這個傾向。五四新文化運動之時，新派義無反顧要「覆孔孟，鏟倫常」，舊文化人的悲憤與哀痛，撇開其中小部分既得利益考量（例如科舉存廢），都是深刻而真摯的。
蔣經國：點止民主咁簡單？
在社會變革的關鍵時刻，假若老舊一方按捺不住心有不甘，視新生一方的總體言行為挑釁而把痛楚反加諸後者身上，試圖阻撓甚或不惜以比對付大敵更兇惡的手段和態度對付之，則無論哪一方成功失敗，短期和長遠的效果都不好。台灣反共強人蔣經國放棄以政權暴力維持國民黨的統治，反用各種方法以其雄厚政治資本襄助「黨外」（本土/台獨）力量成長，因為他清楚看到，以國民黨在台灣的外來少數派地位，始終無法抵擋共產黨愈來愈大的壓力，唯一的出路，是為了反共保台寧可放棄大中華，便是自己的中國黨失去政權、台灣最後由本土/獨派領導，也在所不惜。
大家當可看出，這是從一個新的角度理解蔣經國。流行的專制/開放觀點認為，他的貢獻是造就了台灣的民主發展。這當然沒錯，但是今天再這樣看，無疑片面。其實，小蔣這位老舊反共人的最明智抉擇，在於知道要把注押在本土/獨派那邊，否則，台灣無以反共，民主也就成為空話；否則，對岸一句「血濃於水」，再加幾桶黃金，台灣的防線就全面崩潰。後來的發展，這個崩壞局面已見端倪；假若沒有強大的綠營，台灣已經「解放」。這個事例，在香港社運世代新老交替的當下，尤具提示意義。
戰後一輩港人包括筆者在內，大中華觀念可謂與生俱來、至死方滅，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這裏說的是真正有文化傳承價值的大中華，與中共那種「只問你歸不歸到老子麾下大一統」的政治權宜偽大中華，有根本的不同甚或相反的涵義。問題是，有這種老舊大中華情懷的社運人，在今天社運面臨「窮」與「變」的時刻，應該如何自處、怎樣對應？
從中華儒學源頭找靈感
儒家雖然講「忠君愛國」，但對國家的基本態度是開放的，用近現代的學術語辭來形容，就是包含了一種「公民民族主義」，價值觀念高於地域、血緣和群體意識本身，合則來、不合則去，「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捲而懷之」（劈炮走人）；孔子甚至覺得自己的母國太不像話，不止一次打算「浮海」、「居夷」（搞移民），沒有「身土不二」的想法。《論語》裏的「國家意識」最強烈處，也不過是帶一種無奈的無可無不可：「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微子第十八）。儒者對自己的信念有一種自然而然超越時空的執着，卻不會強加於人，大不了寧願「捲而懷之」而已。
孔子對待學生、晚輩，思想上也持十足開放的態度。《論語》記載孔子的學生宰予不僅怠惰、有白天睡大覺的「壞習慣」，還在關鍵的人倫（孝）問題上與老師針鋒相對。孔子當然不客氣地指斥他，直說他「不仁」，那是很嚴厲的批評，可是卻沒有把他看成壞蛋、叛徒。最後，宰予不僅沒開除出校，還成為孔子10個最出色的門生之一，地位與子貢一樣；這10個優異生，後世儒家稱作「孔門十哲」。
關於宰予的故事，見《論語》先進第十一。可是，在同一篇裏，孔子卻對另一個學生真正反臉、視為叛逆。那個學生叫冉求（即冉有）；冉求畢業後，曾經替魯國的統治者季氏當家臣，季氏比周天子還富有，冉求還替他設計稅項多斂財。孔子知道了，勃然大怒：「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然而冉求到底也不壞，孔子後來說他能夠「以道仕君」，他還跟隨老師周遊列國，甚至也成為「孔門十哲」之一，地位等同子路。）
由此可見，在大中華的道統裏，晚輩若有不同於老師的主見，於核心處離經叛道的，老師可以批判卻不會意氣用事視之為仇敵，但若是道德上有明顯缺失的，卻絕對不寬容。放在今天香港社運的政治意境裏，這就是說，老一輩大中華社運人，看着年輕人背棄大中華（不只是唾棄「偽大中華」）、徹底否定過往泛民主派的抗爭路線要另起爐灶，也不能心生怨懟，更不能因而疏遠之，視之為陌路人甚或敵對分子。真正要鄙棄、鳴鼓而攻之的，僅僅是那些為五斗米跑到政權裏助紂為虐的「非吾徒」；但這種背叛人到底很少，除非你相信11院校的領袖生都是拿了共產黨的錢替中共當無間道。
對獨派的認真批判：還沒有
傳統泛民人才濟濟，但老實說，筆者還未見到他們對新出現的本土/獨派思潮與主張作出過系統的深入的、縱不一定令人信服也至少是認真的分析批判。沒錯，每一次年輕人太激進做了儍事說了錯話（例如最近因六四悼念起爭拗而觸發的「鴇母龜公事件」），傳統泛民就有話說，卻不過是以皮毛對付皮毛，意氣回應意氣，談不上認真。什麼叫「認真的批判」？大家或者可以看看馬克思、恩格斯。
為了指正好幾個「年輕黑格爾主義者」的不徹底的唯物論，老馬寫了一整本《德意志意識形態》，闡述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看法，從黑格爾哲學出發，最終推導出唯物史觀（其中包含了著名的〈關於費爾巴哈提綱〉的11點批判內容）。
為了暴露一個他認為是過分溫和的半吊子無產階級革命綱領中的錯處，老馬又寫了一本《哥達綱領批判》，清楚定義了他主張的社會主義理論：如何組織工人政黨，何謂無產階級專政，怎樣從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最終的共產主義社會，等等。
更有意思的是，為了回應一位柏林大學教授杜林對馬克思《資本論》的抨擊，恩格斯寫了一本堪稱「馬克思主義百科全書」作反駁，題為「歐根．杜林先生的科學變革」，即後來的《反杜林論》。杜林是一位不同路數的社會主義者，同樣受到普魯士專制政權的打壓，甚至被革去大學教席；他的論述對當時的社會主義運動很有影響，可是他看不起馬克思，說他「思想和文體不成樣子，語言下流……有英國式的虛榮心……中國式的博學……」，就好像現在的獨派年輕人看不起傳統泛民一樣。
可以說，馬克思主義的精華，絕大部分是在論戰中形成的；馬、恩的思想後來取得歐洲社會主義運動的主導地位，就是這兩個老頭子面對批評作出認真回應的成果。問題是，馬、恩的思想在關鍵處有大錯，最後在全球範圍潰敗了，也正正在於他們躲避了來自社會主義運動之外的最嚴重挑戰：新古典經濟學的興起。
以老馬的學識和智慧，實足以與差不多和他同時期的最好的經濟學大師如Jevons、Menger、 Walras、Marshall特別是後者作思想與學理上的比併，並在過程中修正自己學說裏的不足，特別是經濟理論方面的謬誤，那就不會因為他的主義的政治勝利而在經濟上害苦了世界上幾乎一半的人口，後遺症一直存在到今天，例如大陸一直無法改革一大批殭屍國企，根源可以一直追溯到老馬（老馬有足夠的學問好奇心，他在晚年試圖讀懂微積分，留有一批「數學手稿」，可惜就在入門處也走上歪路——搞不通極限論，因為沒有掌握Cauchy和Weierstrass的觀點，結果無法把這套數學工具應用到他未完成的《資本論》裏）。
只安於悲憤怠懈？
由此可見，社運中認真的思想交鋒和批判十分重要，不僅關係到自身派別的理論建設和實踐成敗，還是一個對人民的命運是否負責任的問題。運動中遇到的棘手問題，很多都沒有現成答案，學院裏的研究常常追不上，社運人要自己動腦動手解決。然而，傳統泛民並未有效回應本土/獨派新思潮對原有抗爭路線的批判。此時此地的《反杜林論》還未書寫。面對30年來最嚴重的競爭與挑戰，包括對「六四維園會」這樣的招牌活動的衝擊，似乎有人的反應止於悲憤而安於怠懈。
但也有可能並不如此，而是有更根本的原因：2014年的抗爭和打壓在在顯示，原來的路線——「民主回歸」的政治綱領以及「和理非非」的抗爭手段，都已發揮到極致，卻完全碰壁。這不啻是一記重擊，便是清醒得過來，心智也不一定可以即時恢復。「君子有時而窮」。
怎麼辦呢？其一是依「古法」：窮則變。其二是從「西法」：If you can't beat 'em join 'em。
「古法」有一定風險。窮而要變，但怎麼變，沒人告訴你，出路惟有自己找。不過，如果明白「未證實可以成功的路線，要比證實/『睇白』已經失敗的路線有價值」，那麼，變陣求勝的膽子就會大一些。
舉筆者最喜歡的帆船比賽例子說明：在比賽的最後衝刺階段，如果居第二位（或更後）的賽者明顯落後而且估計追不上，此時最優策略不是死跟領先者，而是改變航向；道理是，如果風向不變，航向也不變，領先的還是領先，死跟在後面是輸定了，但若改變航向，之後如果風向也變，而且變得對自己有利，那樣「得風氣之先」，便有可能反敗為勝（如果改了航向而之後的風向變得對自己更不利，也不相干了，因為反正都輸）。該變到什麼新航向，全靠經驗直覺，但必須當機立斷。
Can't beat 'em：'em指誰？
「西法」裏說的'em，可指兩個不同意思。2014年，全香港的人，包括傳統泛民社運人，都輸給了北京，因此'em可指阿爺。根據「西法」和這個'em的意義，傳統泛民可主動向北京投降，不待招安，徑自向阿爺表忠。敢寫包單，這絕對不會、遠遠不會是傳統泛民人的主流歸宿，否則筆者也不必費心力寫今天這篇文章了。事實上，真的那樣死心塌地換了陣營的前泛民人只有寥寥數個，並不如一些本土/獨派描的那麼黑。
'em另指的意思——至今尚有點勉強的意思，就是本土/獨派。說勉強，因為不是本土/獨派的路線贏了，而是傳統泛民的路線證實輸了。「證實」一辭，容或是筆者主觀，但確有不少傳統泛民如是說。至於本土/獨派路線，由於自決、建國等概念，至今都是空中樓閣，「贏了」自是無從說起。然而，在爭取邊際支持者特別是新進場年輕人支持者這個意義上，本土/獨派無疑佔了上風，而筆者估計這個優勢還會不斷擴大，傳統泛民can't beat 'em。那麼，join 'em嗎？有困難。對方不一定信任，還會說你「抽水」等很難聽的話，但主要問題是，很多傳統泛民人難過自己的大中華原則關（真不明白蔣經國是如何闖過那關的！）。如何是好？
筆者給一實例，看看能否幫助一些人解決問題。設想你是大學裏的教授，正在指導一個學生寫一篇博士論文。有一天，這個學生提出一些根據，認為你的一套理論，起碼在那論文的範圍內，有致命弱點，而他的新假設新想法卻或者可以前行。你深思熟慮之後，雖不完全同意他對你的理論的批判，卻一時三刻無法破解，而且還隱約感覺到那批判很可能正確。此時，你的做法可以是讓他嘗試按他的假設往他提出的方向探索；你不接受他的基本想法，卻可以幫助他在前行的時候解決具體問題，以你的經驗學識為他去錯指正，幫助他少走冤枉路。這樣做，在學術界常有，沒有什麼過關不過關的問題。
大中華文化價值：捲而懷之？
「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國分爭，併入於秦。及秦滅之後，楚、漢分爭，又併入於漢；漢朝自高祖斬白蛇而起義，一統天下，後來光武中興，傳至獻帝，遂分為三國。」這是元末明初小說家羅貫中著的《三國演義》第一回裏的第一句。今年初，新東補選之後，筆者評論說，今後一段時間裏的香港選舉形勢乃「天下三分」，而在港人與中國感情關係近幾十年的分/合走勢周期裏，這一會兒是「分」。
這其實沒有什麼可憂。華夏文化裏由始至今，對合與分都保持着一種灑脫豁達，與中原政治人那種長戚戚的大一統意底牢結相映成趣。清文人毛綸、毛宗崗父子校訂《三國演義》的時候，借把明代才子楊慎那首《臨江仙》（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加到是書的開頭處，可謂神來之筆。雖然，最後一章羅貫中自己寫的結尾詩裏那句「漢室江山盡屬曹」，說的那種「合」，卻是令大中華讀書人包括筆者在內挺倒胃口的。
練乙錚_特約評論員

信報　2016年5月31日
王岸然
政客比龜公鴇母更不堪
學生有沒有否定六四悼念本身？沒有；學生有沒有侮辱參加六四晚會的所有群眾？沒有。可是李卓人如是說；泛民的輿論機器也如是說。六四晚會到今天的確存在救亡的危機，但若然泛民一如以往只知用歪曲抹黑的手段，去維護一己虛假的權威，只會迫使新世代的學生和年輕人加速覺醒，把危機變為事實。
比喻不當 易生偏見
樹仁大學學生會編委會總編輯吳桂龍上周五（27日）發表評論文章（「吳文」），把支聯會比喻為妓院鴇母（後改為龜公鴇母），「職志就是要誘拐少女受污，上貢暴徒土匪（中共），期望他滿足獸欲（慾）後，浪子回頭」；支聯會秘書李卓人表示憤怒，稱說法侮辱了所有悼念「六四」市民的感情，還要求對方收回言論和道歉，云云。
筆者認為這個比喻不大恰當，因為帶有對性工作者及其代理人的偏見和歧視。辯證地說，性工作者及其代理人若是正常工作，只是服務社會，與工人、工會和資本家的關係一樣，不應受歧視；而「吳文」和李卓人皆以負面標籤為前設去討論問題（不正常運作之時，就是罪惡的資本家在剝削工人，就是工賊在出賣工人，自當別論）。
再辯證下去，「吳文」是負面地批評支聯會，而非批評支聯會的義工，更不是批評出席燭光晚會的市民；在「吳文」的辯證框架之內，這些都是受害人，「吳文」在為他們抱不平，在提醒他們不要受人利用，絕不是在侮辱他們。但李卓人如是說。用到這類移花接木的歪論，筆者只能批評政客比龜公鴇母更不堪，因為若然龜公鴇母專業合理地工作，是對社會的功能有正面的功用，但支聯會的政客自出現以來，都只是一群吃六四人血饅頭的人，對六四死難者只是利用，把港人的抗爭和憤怒轉化為哭哭啼啼的悲情悼念，只是幫中共維穩，只是幫自己友爭選票！
這些批評，筆者絕不是今天才說，而是九十年代初幾年就在本報長篇大論地說，老一輩讀者絕不會陌生。「六四」後之初，支聯會有搞「黃雀行動」，有直接支援國內的民運，但當1990年民主派組成政黨港同盟之後，政客的頭頭與支聯會的頭頭重疊，支援便沒有再做了，這是否事實？支聯會一直堅持只限悼念到今天，空談支援國內民運、空談建設民主中國27年，這又是否事實？
今天學生只是拒絕再認皇帝的新衣，拒絕再走學界前人走了27年的虛偽民主路，前學運老鬼皆老羞成怒，只是難以面對自己而已。人皆有慣性維護自己見解的習性，是人性的一部分，但經歷大衝擊之後，還不肯改變自己的思維，便會成了阻礙時代變遷的瘀血；若然你有份依附泛民謀生，這幾天要上網寫點東西撐支聯會，不論自發還是被動員，你們的不堪就與政客一樣。
所謂愛國 先愛香港
何謂大衝擊？「六四」對筆者而言正是，而正是因為「六四」，筆者與泛民就算不是化友為敵，最少是自「六四」之後大家各行各路，不相往還。到今天還是有大量的人以為支持相對正義反共的泛民主流就是正當的態度，我只能說正是這些不肯分清是非的人性惡習誤了香港一代人。不要再害人下去吧！
「六四」之後幾天，國內大城市還有人示威支持北京學生，但很快便進入白色恐怖，人心惶惶，香港人也就進入了惶恐與悲憤的情意結之中；其時支聯會尚未成立，只是個籌委會，但泛民頭頭不離那幾個人，後來也就是泛民第一個大黨——港同盟的創辦者。在1991年的立法局選舉之中，20席直選佔了16席的政黨（其餘2席歸匯點，1席民協馮檢基，只有1席歸鄉事派的戴展華），可見泛民這口六四血饅頭食得如何之爽。
筆者要點出李柱銘、楊森、李永達和司徒華這幾個人物，因為他們在「六四」後個多星期時泛民主流急召的幾次會議之中充當說客，筆者曾出席一次會議，記憶清楚；會議不是討論如何支援北京市民，而是要搞個叫「港人救港」的活動。
不少社運界中人莫名其妙，我們不是中港一心的嗎？北京有難，我們只想救自己嗎？距1997還有7年時間，香港還在英國人管治保護之下，救什麼港？香港人不笨，要求英國給350萬港人居英權的什麼「港人救港」運動只有幾千人參加，因為人人明白那只是個偽命題，會議不是沒有人公然質疑，結果司徒華一錘定音，說「我們不能落後於形勢」，當時的形勢只是行政局議員赴英為港人要求有居英權。結果，社運界中人在虛假的團結呼籲下，結束了質疑。
俱往矣，筆者再寫出來只是「不想回憶，未能忘記」，25年來筆者雖然批評支聯會與泛民不絕，但一直呼籲市民到維園的六四晚會，自己也年年去，因為對「六四」的情意結與大家同是一樣的深。
在經過大事件的衝擊之後，對事物的看法往往有徹底的改變。「雨傘革命」之後，筆者決定不再去維園，不再去建設民主中國。不是筆者不再愛國，而是愛國是指先愛香港這個自己的國家，再到中國這個歷史上的國家。放着香港的事務不理而空談愛國，寄望中國有民主然後香港才有民主，只是逃避責任。
今個星期六去不去維園，請自己決定，筆者只是告訴大家個人不去的原因而已。我沒有放下「六四」，若然年輕一代要放棄，我完全理解並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