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摩在提供《從歷史數據看北上深圳消費熱潮及陸港融合（六）》稿件時，同場加映了兩篇「舊文」，間接地跟「陸巷融合」有點關係，但加插在內文卻又有點夾硬和失焦；於是魔術師都係將共另文處理，當成係「閱讀報告」好了。
2025年11月21日
在《香港國安法》與《基本法》23條重塑這座城市之後，兩名出獄不久的香港年輕人發現，如今「自由」意味著更多的沉默，但他們不約而同選擇了留在這座城市。
在被關了將近4年之後，郭文希在今年4月終於重獲自由。
（德國之聲中文網）「當初我想做出一些改變，就已經想到了自己會進去（監獄）, 但來到的時候，我發現代價比想像中大。」
郭文希2021年被捕時年僅18歲。她被指控「串謀煽動他人實施顛覆國家政權罪」與「串謀導致爆炸罪」，是香港「光城者案」的多名年輕被告之一。這個案件也是《香港國安法》下首宗判處未成年人的案例。
在被關了將近4年之後，她在今年4月終於重獲自由，但迎接她的是一座令她感到面目全非的城市。
「所有東西都變得很陌生。」郭文希告訴DW：「很多以前的店舖都沒有了，現在變成了中資企業。很多以前會去的店舖，很舊式的都已經倒閉了，整個大環境或經濟環境都變了，跟認識中的香港很不同，覺得好像不太適合居住。」
郭文希的獄後人生比以往更加沈默。今年22歲的她在咖啡店打工，每個月看一次精神科醫生，試著在夜裡好好睡一覺，試著不要半夜驚醒、渾身是汗。「有時候我夢到有人追我、在屋頂開槍。醒來時我會檢查門、檢查窗戶——只是為了確定他們不在。」
香港街頭人聲鼎沸，如同那些無法遺忘的記憶一樣，撲面而來。「只要人一多，我就喘不過氣。」她說，許多舊朋友已經離開，有些則躲著她。「有些人不知道該說什麼，有些人只是害怕。」她保持低調——避開那些口號、避開舊識、避開任何可能引起注意的事。她學會少說話，仔細斟酌每一句，連笑聲都變得不一樣了。
這份她學會與之共存的沉默，似乎也是如今這座城市的沉默。2025年，當政府紀念《國安法》實施5週年時，警方的逮捕行動雖減少，但控制卻更深入了。新的教育方針鼓勵學校加強國家安全意識，並更密切地關注學生的網上活動；區議會候選人必須是「愛國者」；出獄者名義上自由了，但卻形容自己活在無形的監視之下。
今年10月，香港政府更宣佈強化「銳眼」計畫，要在2028年前，在全港安裝數以萬計、搭載人工智慧的監控鏡頭。官方稱此舉將提升公共安全，但對許多人來說，這卻像是將監禁的圍牆延伸到牆外。
對Joker Chan而言，壓力更是「肉眼可見」。他因為被指控在網路發佈煽動性言論——那些曾經被認為在香港還說得出口的字句、包含反修例運動期間廣為流傳的那八字口號——服刑5個月。2022年出獄後，他已被警方截查搜身數百次。
「你以為出來後就還清了代價，但社會每天都在向你收利息。彷彿每天都提醒你——你永遠不會有真正的自由。」他說。
他身上的刺青寫著：「煽動罪」、「香港人」，以及一串數字——代表著他在獄中的編號。這些刺青既是他信念的印記，卻也是過往被定罪的痕跡，如今讓他在街上格外顯眼。「有時他們只是盯著我看，有時候問一些完全無關的問題。」Joker告訴DW，這種持續的審視逐漸讓人麻木——恐懼變成疲憊，焦慮變成日常。
郭文希和Joker的經歷不同，但他們的人生軌跡卻因為入獄而有了相似的輪廓。一個被記憶拖著前行，另一個置身於監視之下。對他們兩人來說，出獄不是結束，而是另一種延續——「自由」意味著他們得更加謹慎與沉默，才能夠在「注視與被注視」之間生存下來。
在判處「光城者案」時，國安法指定法官郭偉健寫道：「只要有一小撮人被煽動，也足以危害社會穩定。」他承認無直接證據顯示，有人在「光城者」煽動之下犯罪，但仍認為真實風險已足以構成入罪的理由。
後《國安法》時代的香港有了新的秩序，打壓也未因入獄而停止，而是換了一種形式。在一座越來越多監視器和各式「維護國家安全措施」的城市裡，人們更難分清何為安全，何為控制。他們重新學會如何行動、如何說話，也學會了沉默。
有些人選擇離開，開始新的生活——但對郭文希和Joker而言，留下本身就是一種微小卻堅定、對歷史的無聲的見證。
「離開就像把我們經歷的一切抹掉。」郭文希說，她留在香港是為了家人、為了仍被囚禁的人，也為了那座她曾經屬於、如今只剩碎片的城市。
Joker 也選擇留下來。他的過去刻印在皮膚上，是負擔，也是記錄一段無法說出口的歷史。他說：「這裡是我的家，我的街道，我的故事。」
思想停留在2019的人
2025.11.28 18:00 博客 徐韋
《德國之聲》近日一篇訪談，描繪了兩位曾因違反《香港國安法》而入獄的年輕人，在出獄後所感受到的沉默與疏離。然而，這篇報道除了延續一貫的悲情敘事，更揭示了一種長久存在的心態——一些人始終拒絕承認香港早已走出混亂，邁向穩定。
其中一位女受訪者郭文希，2021時只有18歲的她因涉「光城者案」入獄，今年4月出獄後表示「自由變成了沉默」，並形容城市「變得陌生」。但說白了，不是香港變了，而是她停留在2019年那個以為街頭抗爭能換來「自由」的時間軸上。今日的香港，港鐵照常運行、公司如常營運、街道依舊人潮洶湧。這不是一座「面目全非的城市」，而是一座在擺脫混亂後重新找回秩序的城市。只是她無法理解，因為她曾以為「混亂就是自由」。
郭文希抱怨「很多店變成了中資企業」，但當年又是誰鼓動外資撤離？誰不顧一切，試圖動搖外企對香港經濟的信心？如今的結果，難道不是她當年那群人在街頭所追求的？她還說「只要人一多我就喘不過氣」，筆者深信那不是社會問題，而是她自身的心理困境。沉溺於過去的悲情，只會讓人愈走愈窄。
再看另一位男受訪者，身上刺著「煽動罪」、「香港人」，以及自己曾經的囚犯編號，視為所謂「信念的印記」，堅持留在香港以「見證」為名，卻又抱怨走在街上受到注目，甚至感到恐懼與焦慮。正如他當年選擇觸碰法律紅線，今日刺上「信念的印記」，也是他自己的選擇。他自言自2022年出獄後已被警察截查逾百次，認為這是「每天都在提醒你不會有真正的自由」。顯然，他仍將自由理解為「想怎樣就怎樣」，那不是自由，而是自毀。真正的香港精神，從不把犯法當作勳章。
《國安法》之後的香港，確實變了，更安定、更繁華。那些仍沉迷於「抗爭回憶」的人，只是不願面對這個事實。他們以「沉默」包裝失落，以「見證」掩飾逃避，這種仍將「自由」等同於「對抗」的人，不過是拒絕成長。他們的不滿，源於失去一種「特權」——那種以道德為盾、以違法為榮的「特權」。
歷史不會等待那些沉醉於過去的人，坐過牢不可恥，停留在牢裡的思想，才是真正的囚禁。可惜，對某些人而言，幾年牢獄也未必能讓他們學會成長。
（文章純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報立場。）
1. 郭文希2021年被捕時年僅18歲。...今年22歲的她在咖啡店打工，每個月看一次精神科醫生
即係話郭小姐到依家都只係約 23 歲，可以話「都只是個小孩」，心智未成熟。再看其相頭，下三白眼都幾嚴重。下三白眼代表咗啲乜？蘇大師如是說：「個性較強，做事為達到目的而不惜 付出任何代價」、「三白眼一生中所遇之驚險亦較常人為多，尤其官非、打架、車禍受傷等事」、「六親緣薄」（坐幾年監要等於同六親離散），都有返啲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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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蘇民峰命理風水網站 > 玄學教室 > 面相知識, captured on 3 Mar 2026） |
不是香港變了，而是她停留在2019年那個以為街頭抗爭能換來「自由」的時間軸上。今日的香港，港鐵照常運行、公司如常營運、街道依舊人潮洶湧。這不是一座「面目全非的城市」，而是一座在擺脫混亂後重新找回秩序的城市。只是她無法理解，因為她曾以為「混亂就是自由」。郭文希抱怨「很多店變成了中資企業」，但當年又是誰鼓動外資撤離？誰不顧一切，試圖動搖外企對香港經濟的信心？如今的結果，難道不是她當年那群人在街頭所追求的？(《思想停留在2019的人》)
魔術師咁樣睇，當年由反國教開始，到「縮骨遮革命」、「魚蛋革命」、直至「反修例黑暴」的最高潮，最初那些「公民抗命」、「公民提名」、「追求普選」、「N大素球」等，實際上「跟『阿呢陀佛』一樣，都是口號」（最佳例子就係戴當家自己都做唔到「犯法之後去自首」，仲要扭扭擰擰只接受「指定的罪名」才肯被控）。而那些好像郭小姐一樣的反對派（雖然各黃C黑暴激烈程度不一，郭小姐玩到要放炸彈算係比較激嗰類，要出動「國安法」招呼）最核心的思想就係「不承認 Grandpa 對傷巷」的管治權，所以才有「攬炒」呢類同歸於盡來威脅正苦的想法出現。
但其實想深一層，「攬炒」是傷不了權貴、或機構大戶，攬炒最先死的就是資金有限，就是黃黑口中「最會去的」、「最舊式的」小店；加上黃黑口講民主自由行動上卻對異見者鶳、裝修抱持不同意見的市民和商鋪（世上「革命軍」的對手往往是「政府軍」，而不是人民），顯得思考模糊，只係感性或衝動做事，唔會考慮到攬炒，經濟差，最先捱不住的是誰。
所以《思想》一文中說「如今的結果，難道不是她當年那群人在街頭所追求的？」，魔術師不敢苟同。因為「當年那群人」在追求甚麼，可能他們自己都不知道 - 有如「阿呢陀佛」的口號有一堆，但他們的行動往往是隨意的、缺乏理性的、也沒有路線圖的。
至於「很多店變成了中資企業」，那就是小店或擴張過度的店鋪（例如藥房）做不住，「中資企業」在近年卻「做大做強」，有錢落腳所致，正正就突顥了我城「一國兩制」資本主義在發揮作用呀。
而郭小姐的感嘆，正正就是「當年那群人」不能接受中國因素的反映。至於成因是甚麼，為什麼十幾廿歲的有青咁仇恨中國（又係「野蠻人統治文明人」的想法？），魔術師不清楚。但以「陸巷融合」的態勢，相信內地遲早能成為（大部份）傷民的「真．鄉下」（當日本的旅遊、飲飲食食、文化都能成為傷民「鄉下」），郭小姐的出路可能就要去可以「崇優」的地方吧，去咗唔好返嚟（寶現「六親緣薄」）。否則留下來看精精科醫生，遲早咁就一世，把自己斬殺掉。
3. （Joker Chan）已被警方截查搜身數百次...他身上的刺青寫著：「煽動罪」、「香港人」，以及一串數字——代表著他在獄中的編號。這些刺青既是他信念的印記，卻也是過往被定罪的痕跡，如今讓他在街上格外顯眼。「有時他們只是盯著我看，有時候問一些完全無關的問題。」（《留下來的人》）
身上刺著「煽動罪」、「香港人」，以及自己曾經的囚犯編號，視為所謂「信念的印記」，堅持留在香港以「見證」為名，卻又抱怨走在街上受到注目，甚至感到恐懼與焦慮。...今日刺上「信念的印記」，也是他自己的選擇。...他自言自2022年出獄後已被警察截查逾百次，認為這是「每天都在提醒你不會有真正的自由」。顯然，他仍將自由理解為「想怎樣就怎樣」，那不是自由，而是自毀。真正的香港精神，從不把犯法當作勳章。(《思想停留在2019的人》)
魔術師又要稍稍不同意《思想》一文，Joker 先生自稱小丑，當然係對《蝙蝠俠》中的「小丑」情有獨鍾 - 可是真正的小丑沒有埋怨被打壓、沒有自由，去到監倉一樣可以做大哥；而Joker 先生在後頸上的刺青毋寧是對「體制」的挑釁（係佢自己（唔係傷巷）把犯法當作勳章），被 Popo 逗（直至 Joker 老到皺皮，啲紋身縮埋一舊睇唔清）正是求仁得仁，呢種撩交打（「自己的選擇」），被人打了就賣慘的自傷自憐心態，也應該去看精神科醫生，或者可以識到小丑女都未定。
4. 那些仍沉迷於「抗爭回憶」的人，只是不願面對這個事實。...這種仍將「自由」等同於「對抗」的人，不過是拒絕成長。
同意。其實都係「巨嬰」心態。可能傷巷社會的價值觀太過高壓，令部分有青抵受不住，以反社會作為出路（Grandpa 就是一個不滿現狀的「藉口」），直至激烈到要「違法達到傷害自己」的程度吧。
又，伸延閱讀有一篇「學者文章」，行文有欠嚴謹，時間點混亂，例如樓價下跌負資產只講到 2024 年底，又唔講 2025 年反彈上升；又提到 AI 對中慘家庭的影響，卻是現在的時間線，轉過頭又話拖欠比率屬於低水平，即係話「負資產」、「AI 取代工作」並沒有影響中慘供樓，現實是錢莊並沒有對一般正常能夠還款的客戶 call loan，成篇文寫來唔知做乜，稻草人都打不了，只是在打空氣。說對的就只有一件事：
斬殺線是自己造成的 - 物質上如是，精神上更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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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延閱讀：
信報 2026年2月11日
章逸飛 龍虎山下
香港中產面對斬殺線有何出路
坐在龍虎山下的辦公室內，窗外是薄扶林鬱鬱葱葱的綠意，遠處則是維多利亞港若隱若現的波光。這裏是香港學術與財富交滙的高地，也是觀察這座城市經濟脈絡的最佳視窗。
自去年底，一個源自電子遊戲的詞彙「斬殺線」（kill line），在太平洋兩岸的社交網絡上瘋傳。在美國，它用以形容那些年薪雖高但儲蓄微薄的家庭，一旦遭遇裁員或急病，生活瞬間處於崩塌的臨界點；在中國內地，則更多指向「35歲失業+高額房貸」的殘酷現實。
「斬殺線」如何劃界
作為經濟學教員，筆者不禁在想：香港的中產階級，是否也正面臨一條隱形「斬殺線」？
如果說美國中產死於消費信貸，內地中產困於爛尾樓與職場年齡歧視，那麼香港中產的「斬殺線」，則是一場更為複雜、關於資產價格通縮與經營槓桿過高的完美風暴。
在香港，定義中產從來並不容易。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收入定義在這裏顯得過於蒼白。在主流語境下，香港中產不僅意味着一份每月六位數的家庭收入，更蘊含一套標準資產組合：太古城或黃埔花園的私人住宅、子女的直資或國際學校學額、外籍家庭傭工，以及高端醫療保險。
所謂「斬殺線」，在香港語境並不是指跌入貧窮線之下，而是指中產生活方式瞬間瓦解。
中產頭上三把刀
這條線通常由兩個核心變數交叉而成：負資產與現金流中斷（cash flow disruption）。當按揭物業市值跌破未償還貸款額，且家庭流動性枯竭而無法支撐高昂的固定開支，就會立刻觸發斬殺機制。
第一刀：資產價格的雙殺
先聚焦於資產。過去20年，香港中產的財富信仰建基於樓價的單邊上漲。然而，這一信仰正在經歷痛苦的修正。
根據中原城市領先指數，香港樓價已從2021年的歷史高位（約191點）回落至2024年底的137至145點水平，跌幅約25%。對於在2019至2022年高位入市的家庭來說，這不單是賬面虧損，更是實質性的資產縮水。
尤其觸目驚心的數據來自金融管理局。截至2024年第四季末，香港負資產住宅按揭宗數雖然從第三季的40713宗微跌至38389宗，但仍處於近20年來的高位，涉及金額高達1951億元。
這就構成了「斬殺線」的第一個條件：資產被鎖定。在負資產狀態下，業主無法通過出售房產來套現救急，因為賣樓所得不足以償還銀行貸款。一旦需要資金周轉，這筆曾經最大的財富頓然成為最大的負債。
第二刀：極高的「經營槓桿」
如果說樓價下跌是慢性失血，那麼高昂的固定生活成本則是致命一擊。在企業估值中，營運槓桿（operating leverage）經常用來衡量固定成本對利潤的影響；香港中產家庭的營運槓桿無疑極高。
以一個典型的中產四口之家為例。住房方面，即使不供樓，管理費、差餉也是剛性支出。若需供樓，月供動輒4、5萬元。教育一環則是香港中產最無法割捨的「護城河」。2024-25學年，多所國際學校學費上調，部分學校的中學學費已突破20萬元，還未包括債券（debenture）和建校費（capital levy）。此外，其他支出包括外傭薪金、保險費、養車成本。
從這種高固定成本結構可見，家庭收入只要出現輕微波動（例如花紅取消、一方降薪），淨現金流就會迅速轉負。有別於美國中產因通脹和信用卡債務的困境，香港中產的壓力源於對階層滑落的極度恐懼。一旦斷供國際學校，孩子轉回津貼學校，在不少家長眼中等同於社會性死亡。
第三刀：人力資本的重新估值
最後也是最關鍵的一刀，來自收入不確定性。
經濟學上，將一個人的未來收入折現到現在，稱為「人力資本」。過去，金融、法律、專業服務界的高薪，都建基於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的獨特地位。
然而，隨着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和人工智能技術的滲透，許多中產職位的「護城河」逐漸縮窄。金融界的裁員潮、企業架構的精簡，令許多年薪百萬的中產突然發現，自己的人力資本估值被市場下調了。
當負資產（無法賣樓）遇上失業（現金流中斷），「斬殺線」就被觸發了。這不僅僅是破產問題，而是幾十年來積累的社會資本和家庭未來清零。
問題癥結六大解方
作為學者，筆者不希望只販賣焦慮。香港中產面臨的困境，本質上是資產配置過度集中與巨集觀經濟周期轉換的錯配。
過去市民一直慣於利用高槓桿買入單一資產（房屋），並假設收入會永遠增長。去槓桿周期來臨時，這種策略卻顯得尤其脆弱。
對於個人，不妨考慮變陣自強：
一、重構資產負債表：降低對房產的依賴，增加流動資產。滙豐銀行2023年的新中產報告指出，香港中產認為擁有637萬元流動資產才算達標。此一門檻雖然聽起來很高，但保持至少12個月的現金流儲備是穿越周期的底線。
二、管理經營槓桿：審視家庭的高固定成本。教育投資固然重要，但仍需量力而行。
三、投資自己：在人工智能時代，提升不可替代的技能，保住現金流（工資）比資產增值更重要。
對於政策制定者，筆者同樣有三大建議：
一、正視負資產的社會風險。雖然目前的拖欠比率（0.13%-0.15%）仍處於低位，但這更多是銀行網開一面和中產死扛的結果。政府應鼓勵銀行在處理負資產個案時保持彈性，避免因機械式「call loan」（追討貸款）引發系統性恐慌。
二、降低中產的「育兒通脹」。香港的低生育率與極高的育兒成本直接相關。政府除了發放2萬元生育津貼這種「杯水車薪」外，應考慮對中產家庭的教育開支（包括私立和國際學校學費）擴大免稅額，或者通過政策引導降低私立教育的通脹率。
三、產業多元化是根本。只有當香港不只依賴金融和地產兩個高薪引擎，中產階級的收入來源才能多樣化，從而降低對單一行業周期的敏感度。
站在龍虎山下，看着眼下依然繁忙的維多利亞海港，我依然對香港保持樂觀。這座城市經歷過無數次金融風暴，每一次都能從廢墟中重建繁榮。
化催命符為警世鐘
「斬殺線」的存在，是對過往激進槓桿模式的一種警示。對於香港中產而言，穿越這條線的關鍵，不在於祈禱樓市V形反彈，而在於重新審視財富的定義──真正的財富，不是賬面上的房產估值，而是即使風雨飄搖，依然擁有選擇生活方式的自由與底氣。
馬年將至，冀望每一位在獅子山下奮鬥的香港人，都能繼續善於應變；儘管「斬殺線」來勢洶洶，仍得以化險為夷。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高級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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