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中通識（五十）之莫道石人一隻眼

客席主持摩摩成日都有好題目提供，咁啱今日剛巧有位佔派流浪漢上訴得直，於是就可以拎嚟講吓：

【佔旺案】73歲劉鐵民上訴得直 官批原審判刑過重不尋常

（獨媒特約報導）2014年的佔領運動中，15人被指於11月的旺角清場行動中，沒有依從指示離開禁制令範圍，早前被裁定刑事藐視法庭罪成。其中73歲的被告劉鐵民被判監禁4個月，其餘被告則被判罰款及緩刑。劉鐵民早前申請上訴，今日上訴庭宣布判決，劉上訴得直，獲減刑至已服刑期，即時釋放。劉鐵民缺席今日聆訊。
上訴判決書指，上訴人劉鐵民的判刑不尋常，在鄭錦滿案中，鄭在佔旺清場中被視為組織者，當時法官以4個半月為量刑起點。判決書指，劉在清場期間手持「我要真普選」黃色橫額，站在大台上一段時間，其後協助「拆大台」。上訴庭法官認為，他不是組織者，但是原審法官以他作為一名組織者的標準去判刑；另一方面，劉的案情跟同案的翁耀聲難以分別，而翁在清場期間手持印有學聯標誌的大聲公協助廣播，又身穿「寧鳴而死，不默而生」T-shirt，最終只獲判2個月監禁、18個月緩刑，刑罰在被告中屬第二重，但是比劉的刑罰輕微很多。
上訴庭法官考慮到劉在判刑至申請保釋上訴期間已被羈留了13日，因此決定終止4個月的監禁刑罰，即時釋放。
開庭後，劉鐵民沒有現身於犯人欄。其友人引述，劉日前已表示不會出席聆訊，更自行拍攝影片告知朋友其決定，之後數天均失去聯絡。
上訴庭法官彭偉昌亦表示得悉劉已失去聯絡數天，此案為民事訴訟，但處理的是刑事罪名，因此訴訟雙方始終需要現身處理相關事宜。劉現正獲保釋，被即時釋放後，需要處理取消擔保事宜。彭官建議分別代表律政司和劉的律師商討處理取消保釋的程序。
劉鐵民出生於菲律賓，為一名孤兒。他11歲來到香港，自19歲起露宿街頭，一直從事零散工。現時依靠非政府團體和教會組織的資助過活。劉是繼鄭錦滿、黃浩銘和黃之鋒後，因佔旺清場「刑事藐視法庭」罪名被判即時監禁的被告。

是咁的，摩摩開心 share 的是以下的微信公眾號，可以用來跟佔派沾上邊：

利国利民的“民心工程”，为什么引发了元朝的大崩溃？
Original 人神共奋  人神共奋  6天前
人一到群体中，智商就急剧下降？
1/5　治黄河“治”出的民变
公元1344年（元至正四年），黄河大决口，河南、山东数州县受灾。
虽然灾情严重，但在元代数十次黄河灾难中，也算不得什么。之所以它在历史上留下一笔，是因为这次洪灾之后，忽然有官员提出“治理黄河”的提议，并引发了朝臣的争论。
赞成者认为：黄河大堤多年没有大修，年年有灾，产生了大量流民，这“以工代赈”正是历朝“管理流民”的做法。
反对者认为：正因为这几年年年有灾，老百姓已经怨声载道了，如果再把这些人聚在一起，“恐他日之忧又有重于河患者”。
也许是河患实在是拖不下去，最终还是最高层拍板：治河。
可是，这个元代历史上少有的造福于民的“仁政”，却真的送了这个王朝的命：
十五万治河民工聚集起来后，一种奇怪的氛围就出现了，在酝酿了几个月后，由一只刻着反标的独眼石人所引爆，拉开“元末农民起义”的序幕。

反对者虽然“冷血”，但却是真正了解民情的人，无数人聚在一起的情况，不管是“治黄河”，还是“赈灾”，都是对这个帝国最大的威胁。
2/5　赈灾也会“赈”出“民变”？
古代发生天灾，皇帝最紧张的不是死了多少人，而是会不会发生“民变”。
过去我们总结像明未农民起义这一类因为天灾引发的人祸，总是归结为“民不聊生”“地方政府隐瞒灾情加征苛捐杂税”“赈灾官员勾结贪污”，等等。实际上，很多“民变”就算是“赈灾到位”也难以避免。
帝国的农民正常的生存状态是“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模式，社会关系也仅限于一个村子几十户人家，这么小的规模，完全可以依赖基层的宗法、乡绅和保甲制度进行有效管理。
但天灾改变了一切，几个县、几个州、甚至几个省的灾民失去土地，如果不赈灾，必然外出逃荒，即形成了“流民”，成为帝国的不安定因素。
但就算赈灾，“流民”的问题虽可解决，却有另一个弊端：灾民们除了领救济粮之外，无所事事，很容易成为“幸民”，即不务正业而得过且过之人，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养懒汉”。
而且，为了便于发放粮食，同样需要一个县的几万人、十几万无所事事的人集中在几个地方，这同样威胁王朝的安全。

数量，即是正义。——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

为什么“群体聚集”后很容易发生极端暴力事件？想要理解这一点，还要从现代心理学总结的“群体心理”的三大特点说起，即：
社会助长作用、社会懈怠心理和群体极化现象。
3/5　乌合之众
如果把一群素不相识的小孩子聚在一起，让他们自由活动，过一会儿，你会发现，他们必然分化为两类人：
少数孩子渴望表现自己，得到的关注越多，他们就越兴奋。为了争取别人的关注，他们会努力做一些控制他人行为的举动，比如大声说话、带头做游戏、定规则维持秩序，等等。
剩下的大部分孩子一开始有点恐惧把自己暴露在众人面前，所以并不喜欢出风头，接着他们会努力地观察周围人的表现，争取让自己的行为和他人取得一致，从而获取安全感。
这两类孩子长大后，就成了群体中的两类人，拥有两种不同的心态。
些跑步运动员有这样的体验，如果有一个和你势均力敌的对手，你会跑出比平时更好的成绩；很多打篮球的人，在座无虚席的场子打球，发挥得比一般的比赛好；有些人在“群体面试”时，可以表现出超强的“领导能力”。
这种因他人在场而表现更好的心理，就是“社会助长作用”。
还有一些人刚好相反，在群体中反而会减少努力：拔河比赛别看个个脸红脖子粗，其实至少有20%的人是“假装用力”；过去的人民公社，大部分人都在“混工分”；很多人在开会发言时，即使自己有不同的想法，也会附和会场上最主流的立场……
这种因为人多而放弃努力，放弃独立思考的心理，就是“社会懈怠心理”。
这两类截然相反的“群体心理”，一定会在一个群体中同时出现，并且“共生”，因为前者必须由后者唤起，后者也必须以前者为目标来保护自己。
设想一下，一次赈灾行动，一万人聚集在一个地方，每天定时领粮，无法自食其力，失去了对自己命运的控制权。这一万人必然迅速分化成上面两类人：
少数对“社会助长作用”敏感的人，往往天生有领袖气质，真是如鱼得水。他们开始主动寻找众人关心的话题。能吸引大家关注的话题，肯定都是“迎合大众恐惧”的坏消息：政府的救济粮不够用了、大小官员贪污多少多少了，等等。
几天下来，这些人自然成了“意见领袖”。
而其他人呢。这些人忽然离开了熟悉的环境，就像一个农村人忽然来到大城市一样，他们从来没有在大规模群体中生活的经验，周围各种信息都在刺激他们本来就很敏感的神经，“社会懈怠心理”就开始发挥作用。
其实他们未必相信“意见领袖”的话，但只要与己无害，有人挑头，当然是好事，自己安全地跟着喊几声：
“革命也好罢，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

人一到群体中，智商就严重降低，为了获得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备感安全的归属感。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

这两类人相互需要，相互强化，一遇上合适的条件，比如赈灾粮真出了问题，就很容易演变成“群体心理”的第三种特征：“群体极化现象”。
4/5　造反了！造反了！
我们通常认为，群体是个体的平均值。比如一群人开会，有人主张一个冒险的方案，有人主张一个保守的方案，最终结果应该是两者中和，既不冒险，也不保守。
但实际情况却是：群体决策常常比个体决策更容易选择“冒险的方案”，这就是群体极化现象。
为什么会出现“群化极化”呢？因为群体决策中，个人不需要承担责任，意见领袖可以大胆地喊出最激进的口号，而“追随者”也愿意附和“最响的声音”。

个人一旦成为群体的一员，他所作所为就不会再承担责任，这时每个人都会暴露出自己不受到的约束的一面。——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

当然，贴上胸毛说几句狠话，人人会做，可真的要造反，这可是要掉脑袋的事，每个人都要寻找安全感，哪怕是一种幻觉。
“意见领袖”被追随者的热情所迷惑，认为自己是安全的；而“追随者”们被“意见领袖”的恐吓和许诺所吸引，又从身边处于相同处境的人那里得到慰藉，也产生了“安全幻觉”。
“造反了！造反了！
“同去同去！”
而这一切，当初只不过是一群素不相识又无所事事的人，被迫呆在一起而已。
5/5　范仲淹的另类赈灾
公元1050年（北宋皇佑二年），浙江一带大饥荒，时任杭州知州的范仲淹在散发米粮赈灾的同时，做了两件非常出格的事，导致了他后来被监察官员以“不恤荒政，嬉游不节”的罪名弹劾。
范仲淹还做了哪两件事呢？
第一件事是在赈灾最紧急的关头，他鼓动杭州的众多佛寺拨出巨资，大兴土木工程，理由是“现在大家都没事干，人工便宜”。
第二件就更出格了，在救灾款本来就很紧张的情况下，他花费巨资举办一场“官民一心共渡难关▪赈灾龙舟大赛”，作为父母官，他还公然违反八项规定，“日出宴于湖上”，搞得民众纷纷围观，产生了极坏的印象。
面对弹劾，范仲淹毫无惧色，上疏一一反驳。因为他所做的，恰恰是破解“群体事件”的思路：
首先，不能让百姓长期无事可干，就算是赈灾，也不能长期让他们“不劳而获”，这是“就业”的重要性。哪怕是“赈灾”这种极紧迫的任务，也不能丢了“就业率”；
有人要说了，那开头的例子不就是“以工代赈”，为什么反而捅了大娄子呢？
因为其次，工程分布在各大寺庙，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群体聚集的风险；相反，元朝把十五万怒气冲天的人聚集在一起，真是作死；
再次，修建寺庙是第三方承建的民间工程，就算有纠纷，也不会引发政府与民众的对立；而“治河患”是官方一号工程，给了大大小小的官员贪污的机会，刚好成为“民变”的导火索；
还有最后一点，“龙舟大赛”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娱乐项目，既有力地宣泄了受灾群众内心积蓄的负面情绪，又能强化“官民一心共渡难关”的大好政治局面。
相反，“治理黄河”这件本来利国利民的“民心工程”，以元朝统治者的粗鄙无文，根本想不到要先进行“功在当代，利在子孙”的宣传，反而加派2万士兵督工。这在一般老百姓看来，不就是强迫服劳役吗？
人都活不下去了，你还让我们干活？造反啦，造反啦……
同去同去！

群众没有真正渴求过真理……，凡是能向他们提供幻觉的，都可以很容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凡是让他们幻灭的，都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

１. 灾民们除了领救济粮之外，无所事事，很容易成为“幸民”，即不务正业而得过且过之人，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养懒汉”。
古代的人都是為了馬屎撈的最底層而打拚，一旦遇上天災，「真・民不聊生」的時候，一大群無所事事的人眾集起來，的確容易生亂子。觀乎最貧窮的國家，大都是（性）教育制度不完善，缺乏物資，人浮於事無嘢做便唯有扑嘢...然後人口又繼續增加，加重貧窮情況...
但事情放在今日我城，即使綜援會養懶人，但服務早已電子化，不再會出現「領米糧」的民眾；反而，要策動佔派有青，能打動他們的就是馬屎撈的最高層，而且基本上佢地「唔使做」就已經有一班政客或者為生活唔敢出頭的中慘打賞捐款捐物資「接濟」佢地（當然也會惹來上文新聞的流浪漢），於是乎除了躲在帳篷裡扑嘢之外，打機燒烤打乒乓波玩音樂都可以消耗精力，所以聚了眾，也未必一定能生事的。要令他們生事，一來要有議題對政府（朝廷）的不滿，二來就要加強「族群歸屬感」，最佳的目標當然是學關二哥話齋「不與老卒為伍」的藍Ｃ也。記得以下呢幅圖嗎？

（圖片來源：舊文《佔中通識（二十三）之看圖釋歪理》）

２. 社会助长作用、社会懈怠心理和群体极化现象。
根據微信號的解釋，所謂「社會助長作用」，就係「有能力的人會走出來帶頭做領袖」。這個現象可以套用在三恥、雙惡、販民等組織。但在縮骨遮革命中後期，這個領袖模式就輕易被政府拆解（７７７獻的計？）：就係只係搵雙惡做代表進行「大辯論」。魔術師總係覺得，政府係有意將雙惡「打造」成佔派的「意見領袖」，而令其他「小山寨」不服氣，以致「拆大台」，誰也不代表誰。
微信號也指出，所謂「社會懈怠心理」，就係「因為人多而放棄努力，放棄獨立思考的心理」，即係好似黃興桂成日話「老鬼踢波都係走埋人堆度」，等人唔覺自己有份落場。在縮骨遮革命早期，黃Ｃ佔派的確如此：君不見好多有青都係「自稱」有獨立思考，但當被問返其理念時，都係只能夠眼望上方，背一些基本台詞出來？其實，所以「自稱」有獨立思考，其實就只是人云亦云的遮醜布而已。然後，再到得革命後期，多咗那些類似上述新聞的閒雜人等參與，就更難保持「自稱」有獨立思考了。於是乎，取而代之的就是「誰也不代表誰」：係人都知談判無可能逐個個體咁談，所以「誰也不代表誰」的潛台詞，也就是「踢老鬼波」，將自己隱藏在人埋裡罷了。
３. 群体决策常常比个体决策更容易选择“冒险的方案”，这就是群体极化现象。为什么会出现“群化极化”呢？因为群体决策中，个人不需要承担责任，意见领袖可以大胆地喊出最激进的口号，而“追随者”也愿意附和“最响的声音”。
這跟轆死時學生愈激進愈大聲差唔多。唔敢提反對意見，附和領袖，這就叫做 Groupthink。
４. “意见领袖”被追随者的热情所迷惑，认为自己是安全的；而“追随者”们被“意见领袖”的恐吓和许诺所吸引，又从身边处于相同处境的人那里得到慰藉，也产生了“安全幻觉”。
哈哈！所以戴當家成日都以為特衰政府會以較輕的罪名控告自己；而班有青更錯信了「政府只會拉有頭有臉的人」呢句老點的說話。
５. 修建寺庙是第三方承建的民间工程，就算有纠纷，也不会引发政府与民众的对立...“龙舟大赛”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娱乐项目，既有力地宣泄了受灾群众内心积蓄的负面情绪，又能强化“官民一心共渡难关”的大好政治局面。
民情報告都有話搞蕭芳芳陳寶珠式的「青年舞會」俾班有青宣洩精力，不過太老土無人 uy 啫！其實唔搞舞會，搞電競比賽咪仲好！鼓勵私人企業參與，又可以少咗拎政府 funding 呢個容易出事的口實，無藉口俾人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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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通識（二十三）之看圖釋歪理
莫道石人一隻眼

劉鐵民佔旺藐視法庭刑期上訴得直 更新：2018/12/27 12:02

二零一四年佔領運動旺角清場期間，一名七十三歲老翁違反禁制令，刑事藐視法庭罪成，被判囚四個月，他就刑期提出上訴得直，即時獲釋。
獲准保釋的劉鐵民沒有到法院聽取判決，他早前經審訊後被裁定違反禁制令，阻礙警方和執達吏在旺角清場，刑事藐視法庭罪成，被判囚四個月，他不服刑期提出上訴，要求改判緩刑。
原審法官陳慶偉認為，劉鐵民深入而廣泛參與佔旺，他站在高台上展示標語，並協助主辦單位移除高台，站在警方防線前，直至被捕。但上訴庭認為原審法官對移除高台推論過多，劉鐵民與另一被告翁耀聲角色相差不多，亦不是策劃佔領運動的人，但刑罰卻重很多，因此裁定他刑期上訴得直，即時獲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