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民碼頭

都係香港福利政策惹的禍，福利太好，養埋一班無業游民，得閒就揾政府麻煩．
都係香港福利政策惹的禍，福利太差，搞到連露宿者之家都無位，要ｄ無業游民訓碼頭．
以下圖片及新聞轉載自新聞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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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A22  |  論壇  | 陳景輝 2007-07-30
為何不告別？一個皇后碼頭守衛者的自白
新上任的發展局長林鄭月娥發出最後通牒之後，傳媒都來到皇后找我們即時回應，說說下一步有什麼行動，希望我們可以在10 秒內、一口氣借短暫而寶貴的新聞時段進行回應。但我辦不到，因為對於駐守了碼頭已3 個月的我們而言，唯一希望在這最後關頭向市民說下去的，並非下一步的策略盤算，而是正本清源：為什麼要保衛皇后碼頭（後稱皇后）？
這是一項什麼性質的工程？
讓我首先指出這項工程在拆毁和建設所涉及的範圍，作些基本澄清。首先，填海工程涉及的範圍雖大，但排水暗渠和P2 路的興建與皇后碼頭的原地保留卻非必然互相排斥，專家指出只要稍作更動就可迎刃而解。而興建機鐵隧道——似是而非的一項理由——根本不在第3 期填海工程合約範圍內。簡單講，今天絕無拆毁之理。
其次，很多人根本不明白，推土機的怪手將會破壞至何種程度：沉在干諾道中底部的行人隧道、高兩層的停車場、郵政總局及皇后碼頭將會被徹底剷平。而原來的愛丁堡廣場也會跟新建的馬路接壤，其憩靜和開放的性格均告枯朽。中環大會堂對出的四周環境將會面目全非。
言歸正傳，我們為何不告別？
不告別市民空間
中環在歷史上並非一個歡迎普羅市民的好地方，維港岸上充滿私人碼頭、洋行、酒店、貨倉及象徵統治階層的維多利亞式建築，下層華人與啹喀兵身處其中不是做苦力就是當護衛。直至50 年代後，另一種城市規劃模式才告出現，這就體現於皇后坐落的那一大片公共地帶之上，它和大會堂、愛丁堡廣場及天星碼頭都是在干諾道中對出的新填海地上一併規劃出來的，而皇后只是整個構思的一部分。這片戰後才打造出來的地帶，其特色就是充滿了公共建築，和向市民開放的空間，和戰前中環根本有別。因此，我們才能看見，六、七、八十年代一系列重要的民間反對運動、大會堂內舉辦的各類型公眾活動、皇后碼頭內吃廉美午飯或在此小歇的年輕白領、垂釣及下棋都不少於十年的叔叔伯伯，和假日常走到愛丁堡廣場跟鄉親休憇聚會的外傭移工，都匯聚於中環這片屬於市民的空間。
吊詭的是，在50 年後的今天，我城正在走回頭路。
當專責規劃的政府部門不斷將城市的本土文化、社區生活及情感需要逐一連根拔出，並只顧打造出一個向財團傾斜的「國際大都會」之際，這片市民空間更能顯露出其時代意義，成為昨天和今天真正「還港於民」的城市發展楷模。
不告別殖民地標
一些人認為保衛皇后運動是在眷戀殖民地。這觀點想當然地將「保存」和「眷戀」畫上等號，然而， 「保存」不是「眷戀」，而是直面、破除，以至揚棄殖民管治不民主性格的引
發點。就像波蘭的「屠殺地標」——奧斯維辛集中營（Auschwitz），其內部建築如倒鈎鐵絲、守衛塔與毒氣室等屠殺工具都給保存了下來，但從來沒人會說波蘭人緬懷屠殺。反過來，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對當政者和民眾一個語重心長的諍言。
回到皇后此一歷任港督舉行登岸儀式的「殖民地標」，我們不告別，是因為殖民地威權作風並未隨九七回歸而遠去，那些「不民主的政治體制」、「虛情假意的諮詢制度」和「漠視本土人民生活的城市規劃模式」等殖民遺產，已悄悄地「過戶」予「回歸後特府」。換言之，就像波蘭人記憶納粹主義的目的一樣，記憶皇后也是為了抗拒殖民主義於我城借屍還魂，更進一步，就是要在回歸後開展一場遲來的解殖運動。
不告別孕育人文理想之地
在皇后駐守了一段時間的人，對於環境怎樣塑造人的意識可說感受殊深。事實上，人的意識構成是相當依賴於她身處的四圍環境及建築物的。天星碼頭被拆之前，人人輕易地借眼前事物，談出關於這個地方千奇百怪的小故事；可是現在，走到皇后的市民，已沒有了可以刺激、能夠依賴的眼前事物，人們看見的只是一片爛地，關於天星就好像無話可說了，而受制於身處的空間，人的說話和意識只會不停圍繞着那些未倒下的建築物起舞。這就說明了歷史感無法在人的心靈裏橫空出生，也無法單從經已被平面化、簡化的歷史書頁間獲得全面的發展，而大部分人每天都出入於由大商場、高商業中心結構而成的幻彩詠式城市空間，人文理想的孕育更無從談起。
這就讓我想到了香港是文化沙漠此一老生常談，其洞見在於：一個沒有文化的地方，就像一個只適合仙人掌存活的城市，而香港的仙人掌毫無疑問就是今天瘋狂築建的巨廈巨樓。然而，要是不想香港進一步沙漠化，我們就要共同守衛和保存那些所餘無幾的人文空間，讓我城成為孕育人文理想之地。這些理由足以讓筆者說不告別，那作為我城一分子的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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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P18,P19  |  世紀人文·關懷·視野  | 陳景輝 2007-07-29
誰的香港故事，什麼樣的香港人？ 在皇后碼頭上蓋放眼戰後嬰兒身分書寫
「故事可能是資產，也可能是負債。」引自《故事、知識、權力》前言編按：此文作者在皇后碼頭進行無限期絕食，已經到了第三天。有人說，區區一個其貌不揚的碼頭為何要抗爭半年多至今，現在還要押上生命？這篇文章或提供了其中一個答案：這場抗爭，說人民規劃、解殖、保育即發展，更根本的，或還關乎製造一個具主體醒覺意識的「香港人身分」。
跟十年前有別，香港在文化、環境、發展、廣播和政治等社會領域內，官民之間出現了很大的爭辯。特別是，在○三七一大遊行至○六年天星事件這段期間，市民開始嘗試奪回介入城市的主動權，於是形形色色自發的「民間反對運動」如雨後春筍。這是讓香港「不再一樣的十年」，她的現狀和未來因而將會改寫。
我納悶的是，既然今天香港的定位不同了，為什麼重新檢視香港的過去——各種版本的香港故事——的人是那麼少？畢竟，香港故事就如香港人的自傳，要是主人公的價值觀和自我形象起了變化，她要選擇記錄和希望告訴別人的「過去」和「事迹」應該也會不一樣的吧！
在陳冠中著《我這一代香港人》裏〈我這一代香港人——成功與失誤〉一文中，這位戰後嬰兒建議： 「不要以我這代的主流為榜樣」，而我則進一步提出，是時候應該放棄戰後嬰兒因應九七前途問題而提出的主流香港故事。那個故事有何問題？為什麼需要放棄？
本文會以呂大樂十年前出版、今天再版的《唔該，埋單》為藍本，批評戰後嬰兒的主流香港故事，然後參考另一位戰後嬰兒剛剛出爐的新著《我的七十年代》，來探討「香港故事的書寫」該往何處走！
機會主義經濟動物版本
九七大限之前，可以說是炮製香港故事的嘉年華，不只民間大量生產，就連中英兩個陣營也各有各自上而下的版本，前者將港人喻作回歸母體的孩子，後者則讚歎自己作為現代政府的管治能力。
當時的社會學者呂大樂，決意尋求一種既非中方也非港英版本的第三個香港故事，它植根於香港人普遍經驗，於是出版了《唔該，埋單》一書。究竟哪一種香港經驗應被寫入，又何種香港人值得記錄？他選擇了隨着七十年代經歷了上向社會流動的戰後嬰兒潮經驗。用作者的話來說，那是七十年代「經濟起飛」和「殖民政府自我改革」的社會時間，連上了剛剛踏入社會的戰後嬰兒的生命時間，可說生得逢時，培育了一份本土意識。
我要補上一句，在九七前，香港人都忙於尋找一個有別於中國那一制的定位，說明香港這一制的特殊性，而在這裏，就連七十年代後的殖民管治經驗也竟然成為了要「擁抱」的正面東西，態度是小駡大幫忙。
另一方面，戰後嬰兒也談到香港的教育系統，說它有兩種功能：第一，通過在教育系統內的競爭，一些人獲得了上向流動的機會，於是讓人覺得她是個「人人有機會」的開放城市。然而，在那時候，香港的九年免費教育仍未實施，高等教育更是嚴重不足，所謂人人都有的那些「機會」是很不一樣的。
其次，就是他們描述自己怎樣「適應」荒謬的教育制度，從而造成香港人今天的個性。在教育的濡染下，陳冠中說他一代人都變成「沒什麼原則性的考慮、理想的包袱、歷史的壓力」的人，忙着「搞經濟」，而呂大樂則稱學校為訓練人們學會「一種犬儒的、只求達到目的、不作其他考慮的、工具主義的生存策略」的場地，他這代人也學乖了而不會問「為什麼」。
這故事被一種濃厚的經濟意識、機會開放和犬儒人格的神話穿透，在《唔該，埋單》一書，其他與其敘事相衝突的歷史片段（例如，作者六七十年代做義工時目睹的貧富懸殊、七十年代湧現的民間運動和具批判性的民間紀錄片等）都不曾干擾它的一致和穩定，而經濟發展之外、隱含其他社會價值的歷史事件都只能是靠邊站當配角。（註一）
選擇的結果
誰都知道，沒有一種香港故事可以窮盡七十年代的所有事情，人們在試圖記憶之際，就同時陷於遺忘，書寫因而往往充滿選擇性，剩下的似乎是該如何做「選擇」了。
戰後嬰兒「選擇」了一種被動非常的港人形象，七十年代的香港人是：在「由外而內」的經濟榮景護蔭下長大、殖民政府「自上而下」自我改革的受惠者，以及某種犬儒認命的工具主義者。可是這樣一來，香港人的位置就給說「死」了，在香港故事裏，她被描述成缺乏創造力、正義感和挑戰性等元素。她的角色就像一部電影的替身：被分派到一個不能被辨認出來的位置上完成故事，他無法策動故事的推進，只能被動地接受各項指示，補充台前主角的不足。
然而，香港人真的對「追求當主角」感覺漠然，沒有嘗試創造和介入自己城市的權力秩序嗎？當然不是，但這部分集體經驗卻無法納入其敘事當中。我們找不到「香港人當主角」的香港故事，並非因為「什麼都沒有發生」，而是源於人們無法對「這些經驗」賦予重要的意義，最終無法形成故事。這就引發嚴重的後果， 「無法賦予意義」最終會化為現實，導致人們在現實生活中也提不起「介入自己城市的權力秩序」的意志。為什麼？
因為香港故事塑造了我們的認同及社會生活：我們的認同感取決於「我們對自己的了解」，以及用來描述我們自己的那組獨特的語彙，而一個人的政治生活是主動抑或犬儒建基的往往就是這份認同。因此，香港故事的作家們所從事的活動，遠遠超越「有沒有準確反映香港的過去和現在」此一舉動；準確一點來是，不管是有心抑或無意，他們其實是通過香港故事選擇性地描述香港、賦予港人一種特殊的自我形象，來建構人們的主體性。
沒錯，我是從香港故事如何在敘事上「構成」和「限制」了港人的身分內容和行動方向，來評價它的價值！如果我們希望香港人變得更具「創造力、正義感和挑戰性」，那我們就需要一種重視這些元素的敘事框架，來重新組織香港人的經驗和過去。另一位戰後嬰兒陳順馨的新著《我的七十年代》，似乎就示範了這種可能。這是一本和我們時代息息相關的著作，它透視出：香港人不是替身不是配角，她擁有自己的一╱多條民主、反對之路，而大部分累積的實踐經驗及思考資源不假外求，它們潛伏在殖民地的時空。
殖民地上普遍的不公和抵抗
雖然談論的都是七十年代，但架構起這個時代的人物、氣味、場景和事情都與主流香港故事截然不同，其中一點很重要，它是刻劃港人的自主故事之際，猶如硬幣兩面的必要情節：作者筆尖瞄準了使香港人淪為配角的殖民體制，以及伴隨而來的三個「反抗故事」。正如作者想我們看見的： 「故事」都發生在那個時代裏、相當普遍的三塊草根空間——木屋 區、避風塘和徙置大廈，而七十年代的重大社會矛盾就是： 「大量暴力清拆」、「公共房屋的供應、分配和不合理」，以及「草根市民的堅韌鬥爭」。
有趣的是，這表面上看來互不相關的幾件事（清拆木屋、艇户爭取上岸及頂樓熱問題）放在一起之後，你會發視當中一致的權力邏輯：首先，發展商居於顯要的位置，殖民政府則從旁協助運用警力強行清場；其次，居民原來社區被毁之後，只會被遷往基本住屋標準低於英國、「生活空間狹小」、設備不足及粗劣（頂樓熱）的徙置區；最後，就算你居住的地方危機四伏（艇户上的小孩溺斃），但若那片棲身的土地沒有經濟發展潛力（後來九龍西部納入發展地產和公共項目，艇戶才能上岸），殖民政府絕對闊佬懶理。在這裏，我們不難嗅出散發自殖民地、延續至今的同一股惡臭：在土地分配的過程中，草根社群總是處於權力金字塔的底部，他們沒有受到重視，而重要的土地都分給發展商了。這就進一步戳破了那個有關土地發展的神話：與其說發展帶來的不公和破壞（包括環境破壞、社區瓦解和不當的安置賠償等）是源於「土地資源緊絀」此一貌似先天的因素，倒不如說這是一項有關政治經濟的「分配」問題，它是人為地構成的。這種土地分配不公延續至今，遂演變成今日利東街、天星及皇后的社會衝突，可見殖民的陰影並未遠香港而去。
和戰後嬰兒所呈現的港人形象有別，在這本小書中我們清楚看見，草根市民絕不犬儒，她們有所追求、挑戰殖民政府，並「熱心地為自己和社區做點事」。以作者為例，她自小住木屋區，求學時期有過做義工的經驗，後來就走到大窩口做「無牌社工」，帶着大聲公踏破鐵鞋，挨家挨戶主動接觸、探訪和連結居民；又例如葵盛邨的林太，她主動肩負起用電話催迫官僚的工作，從最初「開口說話時心撲撲跳」，到學會跟態度惡劣的官員交手博弈，到最後說「我已經不怕官了」。
七十年代是「社區抗爭的十年」，它由無數草根平民構成，是香港人在政治上創造自己生活的紀錄，這些大小運動，充實了一代人的權利、平等意識，使這個城市不至於太過遠離人性和公義。
結論： 「反對」及其故事的重要性
在《青春歌聲裏的低調》一文裏頭，台灣學者錢永徉賦予台灣反對運動中「反對」一詞重要的意義：「『反對』這個概念的庸俗化，比其他事物的庸俗化都更殘忍，因為這代表對抗庸俗化的最後防線也告失守」。
同樣道理，香港人的反對運動其實是對抗庸俗化（包括各種剝奪人性尊嚴的社會制度和安排）的一個故事。戰後嬰兒的香港故事忽略了這部分，未免是過度安於自己的現狀，未想過「庸俗」真的會迎頭降臨；反過來， 「反對」的故事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能夠塑造出「對抗庸俗化」的主體及其認同，滋養那條屬於人文社會的最後防線。
因此，○三年七一後的今日，擺在香港故事作者群面前的書寫任務，就是將焦點移回自殖民管治開始以來的反對運動之上，向人們講述更多「對抗庸俗化」的啟迪故事和動人事迹，召喚更多港人成為我城的衛士。
（註1） 事實上，《唔該，埋單》一書是有零零碎碎地旁及草根市民的艱澀生活的，不過這些「不平等狀况」並非他的香港故事的主題，反而只是這個故事的一項提醒或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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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日報 A02  |  要聞  |  社評 2007-08-01
司法狙擊皇后 公眾成為輸家
皇后碼頭事件昨出現戲劇性發展，反對拆遷的本土行動申請司法覆核，並獲法院接納，有關工程可能再遭拖延。
遷拆問題爭議多時，本土行動卻在最後一刻才申請司法覆核，不必要地增加拖延工程導致的賠償，要公帑埋單，此爭取公眾利益，卻損害公眾利益的行為，難贏公眾支持。
司法延誤工程 最終公帑埋單
成功申請司法覆核的本土行動成員，昨以勝利姿態回到皇后碼頭，獲反對遷拆人士鼓掌歡迎。
但相信很多關心皇后碼頭命運、着緊公民社會發展、關注公眾利益的市民，卻難免歎息，甚或痛心。
由天星碼頭清拆開始，皇后碼頭應否遷拆的爭論至今已五個月，期間有足夠時間讓民間團體作充足準備，早作司法覆核。
此既可循法律途徑，釐清保留或遷拆皇后碼頭的法理依據，更可盡早完成箇中的法律程序，若最終法庭判遷拆合法，可減不必要的工程延誤與賠償。
然而，本土行動選擇的，不是最符公眾利益的做法，而是最後一天才申請司法覆核，此有哄動的宣傳以及拖延的效果，但公眾卻須為此不必要地額外支付代價，據政府估計，工程受訴訟延誤，每日可能要賠數十萬元。
民間團體爭取公眾利益，但行動卻不幸地損害公眾利益之事，市民並不陌生。○四年領匯上市前夕遭司法覆核襲擊，結果上市要延後一年，房委會損失逾億元；今年四月，有環保團體在賣地前一天申請司法覆核，法院雖未接納，但地皮發展前景蒙上陰影，影響拍賣價，損失的又是庫房。
司法覆核是公眾監督政府施政、伸張公義的法律工具，民間團體當然有權運用，但應用得其所，用得適當。
爭取社會公義 要顧公眾利益
若司法覆核不幸淪為突襲、拖延的手段，則不但浪費公帑，要庫房多賠償或減少收入，更不幸的，是令市民覺得司法一再被濫用、司法尊嚴一再被削弱，那將蠶食公眾對法治的信心。民間團體一時之得，卻是社會長遠之失。
民間團體爭取公義，希望喚醒社會對環保、保育的意識，切中社會所需，但切忌不擇手段，更不能漠視公眾利益，濫用司法覆核只會激起公眾反感，拿石頭砸自己的腳。無論是本土行動，抑或港府，只有在目標與行動上都維護公眾利益，才能贏取市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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唔明

睇左咁多，魔術師都唔知呢班刁民保育ｄ乜．頂佢地丫，真係睇見都火滾，劃到碼頭花哂，保乜叉野育？照計碼頭既歷史，同呢班刁民後生仔既age group完全唔夾，都唔知咁激做乜

點樣先至有資格被保育？

呢件碼頭唔係法定古蹟，唔係一定要保留．如果刁民認為政府無資格評定碼頭是否古蹟，難道佢地又可以？如果香港人真係對ｄ舊野（講緊只係幾十年歷史）咁講感情，咁就唔會有咁多人將老豆老母（古物）同祖父母（古蹟）丟低響老人院喇．

點解唔可以剷個碼頭？

如果要發展，便要取一個最具經濟效益的方案，有需要便剷，無需要便留，也沒甚麼好談的．

公眾利益

誠如經濟日報所言，如果刁民覺得政府在程序上出錯既話，為左公眾利益，應該早早就申請司法覆核．而家等到最後一分鐘先申請，明顯係玩野，同埋滿足絕食者既浪漫情懷同表演慾．

反商反富反政府

唔知點解呢班身體健全有手有腳牛龜咁大隻既人有工唔去返，淨係識去仇視富人．所以皇后碼頭就變成呢班刻意貧窮既人分享中環價值既地方．唔知會唔會係呢班人成日受人（例如衣冠楚楚既中環人）白眼呢？

感性先決

對於魔術師呢個鄉下仔來說，皇后碼頭實在只是港島的被廢棄碼頭乙個，沒甚麼特別感覺．雖然魔術師都好討厭無個性既商場，名店同連鎖店，但係只要政府既程序無錯，咁，點樣發展，政府係有權話事架喎．

只有個體回憶

回憶係經驗，係好個人既事，例如旺角地鐵站恆生銀行可能係好多有情人既回憶（呢，燈光欄柵處．．．），唔通恆生要摺呢間分行，又話要保留？

魔術師小時候住在木屋區，小時候跟爸爸買雞料，吃白粥，買生油用漏斗量，呢ｄ舊區野，魔術師好懷念，係自己既個體回憶．而呢種回憶既重點，就係其中的生活人情同經驗．過左去就過左去，再回頭已是沒法追．

所以，魔術師認為，影相其實都無乜用．真係對自己有價值既，自然會係腦海中留下不滅既印象；如果要靠相片留念先會記起既，對自己既價值有幾多，不問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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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延閱讀：拆與不拆 
2007/08/02　00:42:26